京津佛寺参访记

1.天津大悲院达五百里定所，岂是易事，要几经险阻。到三百里幻城，也要靠他人指导、自己脚力因线条件具足。行脚参方更须多种善缘助力，才能完成。天津大悲院不座于山林中，它挤身于天纬路四十号。1976年唐山大地震毁坏严重，今日规模是77年修复，属开放焕场。香客如潮水，当我们跨进三门，见到灰砖玄瓦，和谐的每一座殿堂，配合着花木扶疏的环境，亦相仿佛有山林中寺院的幽胜。先礼天王殿，笑脸迎人的弥勒当中坐，行脚族人的倦意，都被这一笑靥而湮消了。各殿礼佛，心唱“若人散乱心，入干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循序来到右厢…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社会思想史中的地位

在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的深刻价值危机的背景中可以发现,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作用方面,两种看法截然对立,尖锐斗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所有不幸的主要根源,宣布它从一诞生起就有原罪缠身.相反,另一些人则对马克思主义教条表现出狂热的崇信,试图从中找到能够摆脱危机带来的那些沉重后果的灵丹妙药.在上述这两种极端看法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它们要么倾向于前者要么倒向后者.看来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不可能有精神分析学的危机——1974年拉康访谈录

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拉康针对当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精神分析学的危机问题,明确回答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并没有过时,精神分析学也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不过,当时的精神分析学界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后辈们并不总是忠实于他们的鼻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面临着被教条化、心理学化和平庸化的危险处境。对此,他再次呼吁要回到弗洛伊德去。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主要是一门实践学科,是言语的实践,并非行为的治疗。患者的言语,是精神分析的唯一材料。     

俄罗斯哲学及其在俄罗斯民族复兴中的作用

在俄罗斯今天的思想生活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俄国曾一度繁荣过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已基本上赢得了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所占据的显赫地位。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大部分其先前的影响。俄罗斯的教育机构和相应的出版社已把它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从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其他哲学流派中。以前数以十万册计印行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和教科书现在根本不再印刷。它们的位置已被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代替,尤其是被哲学中具有民族特点的俄罗斯宗教传统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所代替,而这个传统是共产主义者曾激烈反对的     

苗寨的杨柳

儿时,在故乡的苗寨就读,自然课的老师教道:杨柳有顽强的精神,有无穷的生命力……于是我自幼喜爱杨柳,便在母校的前前后后,村前的小溪两旁,寨头的芦笙坪四周插上了许多柳枝。几十年过去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今年初春,我回乡采风,去寻觅那些柳树,逝去的已无根无迹,幸存的棵棵都有一两人抱粗了,确乎人树俱老,感慨万千……数十个寒暑风霜,把杨柳吹扫得有些扭曲,有点变态。尽管这样,我反觉得她柔中有刚。     

现代人还能画得出“深山藏古寺图”吗?

牟钟鉴先生《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一大（载今年第5期“当机者说”栏目），是近年来学者治佛学中不多见的水准较高的力著，其“信与不信”的提出，皆赖党的改革开放、发扬传统文化的好政策，体现了时代的风貌。不过我以为这信与不信属于中性概念，既有盲目的迷信，也有盲目的不信；当尚未知晓明达之前就信或不信皆是迷信，待知其真善美之后仍拒而不信也属愚盲。因而似应确立一个可以量度的标准方好。于此，佛法中有“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此中的法、义、了义、智皆具真实义，而凡真皆具善美，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