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种立场

先秦时期有没有逻辑,如果有逻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自从梁启超开始研究墨家论理学(逻辑学)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西方逻辑学的争论.例如,梁启超、虞愚等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当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没有西方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学.建国后,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界一直存在着分歧.自198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广州成立以来,开始了有组织的学术讨论和集体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成果面世,出现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从这些著作和论文看,20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国逻辑史界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中国逻辑史是名学和辩学史、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是中国古代符号学史.     

论栾调甫中国逻辑研究范式

栾调甫提出读《墨子》书必有八法,即考版本、正文字、明训诂、离章句、辨真伪、定篇什、辑遗佚、辨异同,此八法为“实证”之一端。栾调甫基于此八法以“虚会”之另一端建构墨家辩学知识体系,内容包括《墨子》的考版本、正文字、明训诂等内容;还有对同时代学者相关研究的批判;又有自己义理分析,如其认为墨子之辩学亦为名学,为中国逻辑代名词,其他诸子无辩学,中国逻辑特征为别同异、明是非。栾调甫的墨子辩学思想包括知识论和理论体系,其中知识论是墨子辩学形成的思想基础,墨子辩学之理论体系包括名的特征、种类,辞的特征、种类,辩说的特征、结构、应用和种类,狂举的定义和种类等,墨子辩学与因明、亚氏三段论之异大于同。不过栾调甫也把《墨子》中的“逻辑”应用视作逻辑理论,并与三段论、三支论式作比较,但栾调甫的中国逻辑研究“虚会实证”范式为我们重建中国逻辑思想体系提供方法论意义。     

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论证结构由主张与理由组成,"对理由的确认"及"如何从理由到主张"为论证结构的规则,这是本文关于广义逻辑的观念。由此出发,庄子提出的"寓言"、"重言"、"卮言"三种论证类型亦属此学科的内容,其中"寓言"论式与譬喻论证、"重言"论式与引用论证、"卮言"论式与事实论证有相通之处。此三种论式凸显出先秦逻辑的"正名"与"用名"功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所讨论的词项理论。《庄子》中的多篇内容都应用这些论式来论证其思想。     

梁启超范式与中国逻辑史研究

逻辑学东渐,启发了梁启超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家逻辑形成了梁启超研究范式,并影响着中国逻辑史的百年研究。在对其研究范式的肯定与否定的争论中,形成了三种主要立场：中国形式逻辑史、中国名学与辩学史、中国符号学史。我们认为,逻辑观的问题是解决中国逻辑史界论争的关键。     

名学、辩学的文化解读

早在中国近现代时期,一些文化学人就开始研究中国先秦逻辑史,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先秦逻辑的成果大量问世。关于中国先秦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关系一直是争议的问题。一些前贤认为墨家辩学就是亚氏逻辑,这种观念影响着当今逻辑史界部分学者对中国先秦逻辑的研究。...     

普通逻辑语境下墨辩逻辑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学术界知道有“络日伽”(Logic)是自1631年李之藻译出《名理探》始;1896年英国人艾约瑟译出《辨学启蒙》,人们才较系统地知道了西方逻辑学;1897年孙诒让受西方逻辑学及印度因明的启发,首先关注“中国逻辑”的探究,认为《墨经》“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引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方授楚,第219页),受此启发,梁启超开始在普通逻辑语境下研究墨家的“论理学”(梁启超译“Logic”为“论理学”),1904年,其著作《墨子之论理学》问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墨家逻辑学。1917年胡适完成了《先秦名学…     

论荀子的心学论证——以《正名》为例

中国逻辑史界的中国逻辑研究既有名称的不同,又有研究内容的差异,主流的中国逻辑观念是以西方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为参照的。如果将先秦逻辑确立为一种"正名-用名"论证类型,那么《荀子·正名》之"正名"在于"正心",确立"名"的所指,以满足治国的要求。其"用名"思想是对圣人、君子之辩说的考量,形成荀子心学的论证体系。不过,《荀子·正名》将"正人心"的要求放大到一般的正名原则,又体现出先秦逻辑的一般特征。     

社会改造运动中的“中国逻辑”身份之确立——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为例

<正>一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的产生是其对西方逻辑了解后的产物,而他们关注西方逻辑之目的又是服务于其社会变革之需要,因而,他们的中国逻辑的观念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而且这种学术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学术救国才是他们确立 "中国逻辑"身份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