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感知影响记忆从众

采用记忆再认范式,通过词组再认任务(实验一)和图形偏好选择任务(实验二)操纵同伴赞同率,诱发对不同赞同率下人际关系的感知,探索感知到的人际关系对个体记忆从众的影响。两个实验一致发现,被试对高赞同率的同伴更为信任、与他们的关系也更为亲密;更重要的是,被试的回忆也与高赞同率同伴的记忆更为一致(即回忆更为从众),具体表现为,同伴判断正确时,被试的词组再认正确率更高,同伴判断错误时,被试的词组再认正确率更低。实验二还发现,被试与同伴一起回忆时的正确率要低于被试单独回忆的正确率,从众倾向降低了被试的记忆准确度。本研究表明,情境诱发的短期人际关系的变化会影响记忆从众;回忆不单纯是一个基本认知过程,它可以受到社会关系、社会认知的调节。     

信息的充分性和情绪性对推理的影响：时间压力的调节作用

主要探讨推理中信息相关因素对分析系统与启发式系统的影响。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信息的充分性和情绪性对突发事件情境下推理的影响。实验1任务无时间压力,结果发现：信息充分性对推理的影响显著,表现为信息越充分,被试推理的逻辑指数越高,更多使用了分析系统;且信息充分时,接受积极信息的被试的信念指数显著增高。实验2任务有时间压力,结果发现：信息的情绪性对推理的影响显著,表现为接受积极信息的被试推理的逻辑指数显著大于接受消极信息组,更多使用了分析系统。两个实验结果表明,信息的充分性主要通过分析系统对推理产生影响,而信息的情绪性可通过双系统影响推理过程,即积极信息在推理时间充裕时促进启发式系统,但在有时间压力下促进分析系统。     

空间-时间联合编码效应：来自手动和眼动证据

本研究探讨汉语背景下不同反应方式（手动,眼动）、不同方位（水平,垂直）上空间-时间联合编码效应（STEARC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四个实验均采用两类时间词语诱发被试的时间表征,采用2（时间：过去、将来）×2（反应手/眼跳方向：左、右/上、下）的被试内设计。结果表明汉语背景下的人们将过去和身体左边（上）联系在一起,把将来和右边（下）联系在一起,人们存在自左向右和自上而下的STEARC效应,这种效应不存在手动和眼动的分离,人们对时间的表征不仅是一条时间线,更是一个心理时间地图。     

隐喻识别心理过程的无差别性及意义

本文从计算角度探讨隐喻识别问题.首先模拟人类隐喻思维过程构建了"识别、分析、释义"三阶段隐喻机器理解模式,并提出了隐喻识别心理过程的无差别性假设,即不同隐喻句皆通过句内成分之间指称或搭配之异常来触发人们的辨识.该假设直观地体现为人们在识别不同隐喻句时,反应时无明显差异,而在解释隐喻含义时,反应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该假设得到了反应时对比实验结果的支持.隐喻识别心理过程的无差别性为隐喻计算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迄今为止,首先由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已经有了三个发展阶段.张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创造的综合"论,80年代继续发展为"综合创新"论.经过包括方克立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的阐扬和论证,"综合创新"论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方克立先生高度评价了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赋予其崇高的历史地位,并在2006年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综合创新"论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并多次强调这个思想应归于张岱年先生.     

变形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笔画数效应

曾捷英等提出并采用了汉字通透性概念解释汉字识别中的字形属性效应,例如笔画数效应、笔画类型效应和结构方式效应。在有关研究中采用的主要实验方法是在速示、重复速示、非速示、时间或空间微观发生等条件下要求被试命名汉字。该研究将采用新的实验方法,即在呈现变形汉字1200ms后要求被试报告识别内容。结构方式和笔画数两种字形属性为研究对象。实验结果表明存在着常规的结构方式效应和笔画数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观察到了逆转的结构方式效应。客观计算出的汉字通透性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些效应。该研究和先前研究部分证明了关于汉字字形知觉的一个重要假设：汉字通透性是形成各种字形属性效应的基本或主导原因。字形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可以归结为通透性的影响,这称之为通透性中介假设。     

4～7岁儿童基于不同可信度特质和情景的信任判断

以120名4～7岁儿童为研究对象, 采用改编后的对偶选择范式, 探讨儿童基于两种不同的可信度特质(善良和能力)和两个与信任有关的情景进行的信任判断能力。结果显示:(1)4~7岁儿童在善良情景正确判断率都高于随机水平, 而在能力情景中, 仅6岁和7岁儿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2)6岁儿童虽然已经具备依据可信度特质和情景做出正确的信任判断的能力, 但是在善意情景中的信任判断能力要好于在能力情景中的信任判断能力, 而7岁儿童在能力情景和善意情景中的信任判断能力则没有显著差异;(3)同时考虑两种可信度特质和情景时, 5～7 岁儿童的正确率高于了随机水平, 并且6、7岁儿童的正确率要显著高于5岁儿童。这些结果表明儿童到了5岁才初步发展出同时考虑可信度特质和情景进行信任判断的能力, 直到7岁这一能力才相对成熟和稳定。     

整体型社会政策——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

社会政策是人类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理性认知和操作规则的集合。对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关系到社会公共问题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有效解决和顺利实现。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为我们加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早期的社会政策理论将经济和社会对立起来。针对这一缺陷,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有效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问题,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情境性,则要求我们理性分析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选择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真正适合的社会政策理念。因此,本文在深入把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问题背景及其进步意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背景,提出继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中国形态———整体型社会政策。     

周道长心怀悲悯关心社会

老君洞周至清道长是重庆市政协委员 ,被人们誉为“爱国爱教的好委员”。他经常对信教群众讲 :要爱国爱教 ,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们要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话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人民得利益 ,我们也能得利益 ,我们要为国家着想 ,为人民利益着想……。他时时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积极参加重庆市的赈灾和希望工程等捐赠活动。 1996年 ,他到南岸区长生镇检查工作 ,发现光彩小学教室拥挤、房屋破烂 ,桌凳破损不堪 ,周道长心里很难受 ,于是立即捐赠 1.2万元 ,用于制做课桌、凳和房屋修缮 ,改善了该校的办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