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量表征到数表征：具身认知视角下的人类数能力获得

数能力是数学认知的基本成分。与动物所具有的基本数能力不同,人类不仅具备数量表征能力,更重要的是还拥有对数概念进行表征的数表征能力。虽然具身认知与离身认知都对数概念的表征问题进行了解释,但二者却存在明显理论分歧。具身认知观点主要从具身数量表征和数能力发展的具身认知机制两方面为人类独特数能力的获得提供了理论支撑及实证证据。这启示人们需要重视具身学习在数能力形成实践中的关键作用,重视具身数量表征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心理和神经基础。     

刘海丽作品

正~~     

城市森林景观步道规划及设计探究——以福州梅峰山地公园步道景观为例

城市森林景观步道是因地制宜,给予市民公共开放的大自然有氧区域,在城市建设中是一大重点工程。步道的设计需要根据当地地形地貌的环境特点,尽量减少人为活动对途经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文章对福州"福道"景观规划设计进行研究,重点以福道中心区域修建的梅峰山地公园的福道景观为例,从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功能特点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修建步道对城市的发展、提高市民的休闲娱乐、宣传地域文化特色、改造荒废的山林有着重要的作用。     

相对剥夺感影响网络集群攻击行为：一个有调节的双路径模型

以598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群体相对剥夺与网络集群攻击行为的关系,检验以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为中介变量的双路径模型及群体认同在双路径模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群体相对剥夺显著正向预测网络集群攻击行为;（2）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在群体相对剥夺与网络集群攻击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3）群体认同在群体相对剥夺通过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影响网络集群攻击行为的双路径模型中起调节作用。     

“我的”最重要:儿童自我源判断能力的发展早于他人

自我参照范式是探索自我认知发展的重要范式,找到一个可靠方法获得一份稳定结果一直是儿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研究以3岁至5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所有权参照进行编码、图片再认和源判断进行检测。为了结果的稳定可靠,每位儿童需要参加4次测验。结果显示,图片再认上4岁、5岁儿童出现自我参照效应,源判断上3岁、4岁儿童出现自我参照效应。对源判断结果分析发现,自我参照成绩在各年龄组间保持不变、他人参照成绩随年龄增长逐渐提高,二者发展趋势的差异是5岁儿童源判断上没有自我参照效应的主要原因。以上结果说明,3~5岁儿童普遍存在自我参照效应,但测验方法会影响该效应的表现年龄;其次,自我源判断能力的发展早于他人,3~5岁之间他人源判断能力是在持续提高的;另外,4次测验间的比较证明,源判断测验较之再认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乡镇小学生的数学焦虑与数学成绩: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元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儿童数学焦虑量表、小学生数学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小学生数学元认知问卷,对508名乡镇中、高年级小学生进行测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数学焦虑影响数学成绩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学焦虑显著负向预测数学自我效能感、数学元认知和数学成绩,数学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预测数学元认知和数学成绩,数学元认知显著正向预测数学成绩;（2）在数学焦虑对数学成绩的预测中,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元认知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元认知在数学焦虑和数学成绩之间起链式多重中介的作用。因此,数学焦虑除了直接作用于小学生的数学成绩,还可通过数学自我效能感或数学元认知间接影响数学成绩,而且可通过数学自我效能感进而通过数学元认知间接影响数学成绩。文章讨论了上述发现的理论及教育实践含义。     

肿瘤临终关怀中的家属辞世教育

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属在临终家居照顾及医院宁养照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临终患者家属的关怀照顾是临终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从家属心理特点、影响家属心理的因素、家属辞世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在家属辞世教育的工作步骤,从而更好的指导社会医疗实践,促进临终关怀工作在我国的发展.     

肠梗阻导管研发中的思路与启示

肠梗阻是腹部外科中一种常见的疾患,严重青可危及生命。胃肠减压是肠梗阻治疗的主要措施之一。既往胃管减压效果较差。近年开始应用的肠梗阻导管可对肠道进行有效的减压．效果明显。肠梗阻导管的发明和临床应用充分体现了假说对科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论法制视阈中的社会道德构建

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种原因,“道德危机”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由于相关领域道德立法的缺失,道德立法执法不严等原因,道德在调整人们行为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何有效构建理想的社会主义道德,利用法律促进道德建设是值得重视的有效途径,在立法、执法、司法三方面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比较的视角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启迪

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学科化的研究,其研究重心集中于公共领域,关注点在于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看,韦伯提出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当代西方学科化的经济伦理研究另有缘起.后者发轫于美国,而后欧洲和日本的学科化研究相继启动;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三者的理论特点有别.通过对照,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三方面的问题:对经济伦理学学科史的理解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自身理论构建及其现实针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