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框架下金砖国家技术创新政策比较

以金砖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框架下需要通过政策体系的制度安排来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实现经济赶超。根据国际化框架下技术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适应、模仿、跟随"、"国际合作"、"防御性政策竞争""集群政策"等四种逻辑,本文比较了金砖国家653条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了各种逻辑下金砖国家技术创新政策的异同,提出国际化框架下中国应当细化第一种逻辑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提高第二种逻辑下技术创新政策的效率,丰富第三种逻辑下技术创新政策措施,提高第四种逻辑下重点产业支持政策比例。     

爱国爱教 自强不息——庆祝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三十周年

今年八月二日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三十年前的1957年,我作为上海教友代表参加了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大会。虽然时隔三十个春秋,但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因为印象实在是非常深刻,使我终生难忘。现在政通人和,国家改革和开放形势一片大好,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的形势也很好!我虽然年届古稀,但欣逢盛世,还能为人民、为教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感到非常光荣。更为荣幸的是,能亲自参加纪念三十周年的庆祝大典,与广大神长教友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心情     

深柳堂与杨仁山居士墓塔——金陵刻经处巡礼记之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佛教的艰难时刻。由于国家衰败、民族危亡,人们都在思索衰败与危亡的原因,一切古老的事物几乎都成为怀疑对象,佛教亦不能幸免。因此有废庙学、散僧人之举。但正如弘一大师所说,如果把庙拆净、把僧杀光,便可以换来个富强的国家、兴旺的民族,请从我弘一始!事实证明佛教并非社会不进步的原因,倒是社会不进步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清末民初有一批思想家看到了这个事实,他们在佛教最艰难的时刻创造了佛教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理论,即以佛教适应现代而推动现代,适应未来而创造未来的理论。谭嗣同的《仁学》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发聩振聋,余响至今不绝于耳。杨仁山居士是谭嗣同的师辈,也是近代佛教史上不可不讲的一位仁人。北大老教授白化文先生足涉净土,心怀虔敬,深柳瞻礼,承泽著文。主持先睹为快,称幸甚;读者有感可发,望赐稿。     

明旸法师荣任北京广济寺方丈

本刊讯 1987年12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广济寺,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在数百名教友的参加下,隆重举行了明旸大和尚就任方丈升座典礼。诸山长老、中国佛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雍和宫、法源寺、广化寺、通教寺、北京市佛教协会、北京居士林的四众同人,专程前来祝贺的上海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慈修庵、上海市佛教协会、上海居士林的代表,在京参加汉     

台湾竹山慈惠堂道友来中国道教学院短期进修

为了提高道教素养,学习传统的道教仪范,台湾竹山慈惠堂十位道友在监院林国雄道友带领下,于2002年12月19日至27日到大陆中国道教学院进行了短期进修。 由于是首次接收海外道友进修学习,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从吃、住到宗教生活、讲课内容做了周密安排。道友们到京的当晚,中国道教学院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学院院长闵智亭道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     

历代名人吟咏镇海寺

~~五台山学智,并有自利利他的行为,而感到欢喜,故名。徘徊:来回行走的意思。这句是说,佛教认为来去今过都是空的,菩萨到了初地时,虽然已得意忘言,发起了中道之智,但还在徘徊犹豫。[6]这句是说,不要因为隐士和神仙所居的沧洲、瀛洲离我们很远,就说和尚就修不成菩萨和佛。[7]宾王:亦或辅佐帝王的高官大臣。灵隐:即杭州市灵隐寺。这句是说,随从乾隆皇帝第五次去五台山的高官大臣,只会认识灵隐寺,吟咏灵隐寺,但他们在观海的话,思想还是潮起潮伏,静不下心来,没有入定,没有解脱。[8]这句是说,镇海寺正院旁边还有一个院落,名叫永乐院,里面盖着三间…     

佛教寺院——“钟”的故事

钟是中国的传统打击乐器。中国钟的特点是,从钟外用木椎等撞击,钟本身不怎么动;而不像大部分西方钟那样,钟内有长长的钟舌,拉动钟和舌,这二者在晃动中接触发声。     

全民健康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

论述了在全民健康背景下医学教育思想的转变;提出了重新设计培养目标,改革课程计划、培齐模式、教学方法的思路和做法;从加强医学人文课程建设、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促进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结合的建议.     

抑儒扬孔:廖平孔经哲学体系中的儒家

甲午之役后,思想界对中学价值的重估也被提上日程,这包括对孔子身份的定位以及儒学与诸子关系的楷定.为使华夏文明不坠于地,赋予诸子学存在的合理性,廖平将百家皆收归于孔学,并将儒家作为论述的重点,围绕孔子、儒家、诸子三者的历史定位,倡言尊经与知圣.生逢古今中西之大变局,惟有求得自救之方才能换来本国文明生机的延续.廖平没有选择...     

郑玄爻辰说“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考论

郑玄爻辰说以乾、坤十二爻与十二律相配,其注《周礼·大师》有“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一语。在明清以来的刻本中,这句话被篡改成了“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考察郑玄《周礼注》不同版本的注文、有关郑玄律学观点的文献记载,以及运用乐理知识对蕤宾上生大吕和下生大吕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测算,可以确定郑玄《周礼注》作“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是刘歆将音律与易学结合的结果,这是后人篡改《周礼·大师》郑注的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