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浅析

清代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是建立在满族统治者的文化和宗教策略之上的。根据政教分离、王权高于教权的宗教管理模式,清初的统治者借鉴前朝的宗教管理经验,建立了系统有效的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实施了资格审查制度、官方登记制度和定额管理制度,从而较好地掌握了佛教发展状况,合理地控制了佛教组织规模。清中叶以后,因农民起义和西方列强的入侵,统治者无暇顾及对佛教的管理,佛教管理制度实质上已废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封建僧官体制亦被废止,清廷的佛教管理制度由此终结。     

从“道”、“德”到“生”、“命”——基于中西文化视野下的认知差异比较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审视"道"、"德"、"生"的基本命题,重新认识生命与生身、生众、生态三个不同层次的关系.反思以近代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和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失"德"现象,中西方同时需要向有道德的生命价值的回归,而中式生命哲学观或能为现世的道德实践路径提供思路.     

迷信的悖论

小时年年腊月二十三用麦芽糖给灶王爷上供,奶奶祷告曰:“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用糖瓜把灶王爷嘴粘上,让他说不了坏话,但是我很小即知道,把嘴粘上,不是连好话也不能说了吗?用个糖瓜就把嘴粘上的神,还能有什么灵性和效力吗?可中国人一信就一千年!算命者有推流年一说,从1岁推到60岁,当他煞有介事地推算时,就相信有个神把全世界60亿人每个人的生活都纳入电脑程序中,于是人就成了神的符号,所以算命者即是信神者,能王林/图有这样的神吗?当丛福奎、徐炳松、李真贪污大量人民血汗钱时,他们自己也知道在干着坏事,为了使坏事不暴露,他们向神祷告,…     

吴忠回族穆斯林和清真寺

吴忠回族穆斯林和清真寺韩志刚吴忠市地处宁夏平原中部，北依黄河，南傍秦渠，面积１１ｌ２平方公里，素有“塞上江南”之称。人口２５７９５９人，居住着回、汉、满、东乡、蒙古、壮等１６个民族，其中回族占总人口的５６．１３％。早在唐朝中叶，就有来自波斯、中亚的“...     

应激和应激系统紊乱概念（续）：躯体和行为内环境稳定综述

应激和应激系统紊乱概念（续）──躯体和行为内环境稳定综述ＧｅｏｒｇＰ等应激系统的病理生理一般说来，应激反应是急性或至少是有限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具有时间限制的性质表明它所伴随的抗合成代谢、分解代谢和免疫抑制效应会有短暂性的好处而无副作用。但另一方面，...     

习得性无助是习得的吗？——对习得性无助理论及其反思的评述

Seligman和Maier（1967）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习得性无助理论,但在2016年,Maier和Seligman二人却联合发文对该理论进行了反思：从最新的神经生物学证据来看,习得性无助的经典理论概括存在基本错误,习得性无助并非习得而来！所谓“习得性”无助,实质上是动物对厌恶刺激长期作用的先天适应性反应,而非认知学习的结果。本文简要梳理习得性无助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深入分析这一反思的核心内容、依据及意义,对其中否定习得性无助理论概括的观点,从证据的充分性、研究范式的效度、规范概念等角度作了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并结合新的实验范式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公共关系与企业效益

公共关系与企业的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共关系处理得好,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公共关系处理不好,有损于企业的效益。一、公共关系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和知名度,形成企业的无形财富。     

伦理的三次觉醒

伦理是“是”实现其“应当”的生活实践,也是“应当”扬弃其“是”的历史进程。它体现为三次觉醒：第一次觉醒（自然主义谬误的提出）表明,整体伦理遮蔽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第二次觉醒（人为主义谬误的伦理诊断）指出,分析伦理隔离了事实与价值的联系;第三次觉醒（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扬弃）探究事实与价值的共同根源与本质区别,把握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寻求人类伦理命运的天下大道。伦理的三次觉醒既是伦理理论的自我提升,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航程。     

不同类别学习方式的对比研究

55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分别通过分类学习与推理学习来学习两个类别,之后,两组被试对新的测试项目进行典型性评定,考察类别学习方式对类别表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类学习者仅仅依据项目的诊断性程度来评定,而推理学习者主要依据项目的典型性程度来评定。所以,诊断性信息在分类学习者的类别表征中占有重要位置,典型性信息在推理学习者的类别表征中占有重要位置,即分类学习与推理学习导致的类别表征不同。     

五四运动与中国的科学与社会讨论会综述

五四运动８０周年前夕,由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五四运动与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２０余名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教授孙小礼主持。任定成教授作了题为《为“赛先生”辩护》的报告。报告试图澄清“赛先生”的含义：“‘赛先生’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赛因斯’,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科学知识,也不是中国人在具体的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而是科学在政治、道德和学术三个维度上的思想展开和精神张扬”。针对人们对于所谓中国“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