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中的人道主义

1963年秋,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Н.费多谢耶夫院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1964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将苏联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加以补充,增添了一些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会议上的发言的批评,汇集在《人和时代》一书中出版。这本书共收入有关报告十三篇,这里译出的是费多谢耶夫的报告的头两节(这两节中略有删节),后两节“人的全面发展”、“今日的人和人类的命运”未译。在这两节中,作者首先叙述人和人道主义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其次批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会上的发言,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最后论证他所主张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在文章中,他诽谤说,《共产党宣言》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头一个宣言,而苏联第一部宪法中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权利宣言》则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法律上的头一次表现。他贬低甚至否认革命斗争的作用,宣称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不可能建立在暴力之上,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暴力是没有地位的,那种认为暴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反人道主义的。他还特别强调个人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有个性的人,共产主义把个人从社会机体中抽出来,大大提高个人的意义和尊严,共产主义是人类和个人的最高繁荣。     

现代科学在文明中的地位

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在这里,我们进一步介绍他的自然观,并且介绍他对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社会问题的看法。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和大槻昭一郎抱有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另一方面,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却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倾向,并有受了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影响的迹象。此外,他们认为科学家可以“创造”新的规律的观点,以及他们忽视了生产关系的作用,认为“现在科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的观点,我们觉得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同时认为:科学和科学家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各得其所。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本文中说的“力学的自然观”,可以说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下是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一、在人类历史上,科学通过改造自然和产生思想影响来对社会发生作用;社会则通过经济等因素给科学以更大影响。进入二十世纪后,科学本身以及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都发生了质变。这次变化,比古典科学、哲学的诞生和近代科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诞生,有更大意义。二、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自然界的辩证结构已被明确地揭示出来。物质有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性质不同的几个层次;这些层次就是物质的单位,它们互相关联并依存,构成联结起来的自然界。这种结构,可以叫做辩证结构。现代科学的成就打破了力学的自然观。辩证法的自然观代替了这种自然观。物质的层次结构,不仅存在于空间和时间方面,而且可以在其他许多方面看出来。根据辩证法的自然观看来,物质是由各种方面的无数层次组成的;在各层中,都由各该层所固有的运动规律支配着。层次是互相联系的,共间的过渡是飞跃式的。自然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就是这样形成的。三、确立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件事的意义,第一是由于这种自然观,科学才从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第二是这种自然观使人能统一地去把握自然界。在现代科学中,正确地设定问题,实际上比正确地解决问题更困难。一定要有一种灵活地向自然界进攻的战略。辩证法自然观的确立,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相配合,使人能唯物主义地、统一地把握自然和社会。力学的自然观反映了十九世纪处于比较稳定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辩证法的自然观同工人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有密切关系。四、确立了辩证法自然观的社会背景是,科学到了本世纪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社会革命,已成为一种受生产事业和政府大力支持的重要社会制度。结果,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第一,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第二,地球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科学已成为投资对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从最初起就被摆在国家建设计划的中心位置上。科学成为社会制度后,飞跃地增加了科学研究的深度、广度、速度,促使辩证法的自然观成立,同时广泛地改变了技术的质和量,增大了社会的生产力,成了控制人类生活条件方面的决定性要素。科学现在已成为反映自然界的辩证结构、为认识和实践的相互依存性所规定的、具有自己发展规律的一个综合体系。科学的整个体系象这样地对社会起了创造性的作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事。可以说,科学现在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正在准备着开辟新时代所需的物质基础。五、但是,科学的创造性作用,在科学和社会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矛盾之一是,在保持、发展科学的综合体系方面,现存的社会制度会成为一大障碍。另一个矛盾是,科学的成就不一定都能完全被用来造福人类。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已经自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而开始组织起来,把这种行动作为解决上述矛盾的唯一办法。科学家的社会自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跃的提高。一九五八年,东西方二十二国的原子科学家在奥地利开会,发表了《维也纳宣言》,指出根绝战争对人类的继续生存和文明的保存是不可缺少的,说明根绝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彻底裁军。这时正是赫鲁晓夫向联合国提出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的前一年。全面彻底裁军必须立刻实现。这个行动将把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从地球上消除,廓清束缚科学创造精神的最重要的枷锁。由于用来发展科学的经费增加以及国际合作全面实现,科学的发展将会划时代地加速。为了让科学的创造精神全面开花,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存在这样的要求,即:要毫无保留条件地用科学成果来造福人类。科学和科学家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找到真正安身立命的地方。     

中国佛教协会友好代表团访日观感

中国佛教协会友好代表团,应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的盛情邀请,带着中国佛教徒的深情厚谊,于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日,对日本进行了十天的友好访问。代表团由七人组成。团长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副团长是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团员有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协福建省分会会长普雨,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通一;主任秘书是中国佛教协会负责工作人员游骧;秘书是佛协国际部工作人员徐明;担任翻译的是佛协国际部工作人员蘧俊忠。这次佛协组团访问日本,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和两国佛教友好合作事业不断发展     

别有偏方是爱疗

别有偏方是爱疗一鸣爱情对病人产生的效力,是异乎寻常的。明朝末年,少妇陆氏因夫张兴寻花问柳,气成膨胀病,名医傅青主拾起三块鹅卵石,嘱张兴用文火夜以继日赶煎。陆氏目睹张兴日不离室,夜不脱衣,熬得人瘦眼红,终于化恨为爱,转悲为喜,病亦不药而愈。西德一位出口...     

五四以来传统中医的命运与选择（对话）

通过五四以来传统中医境遇的回顾,分析了作为传统文化构件之一的中医学与现代生活的冲突、沟涌、融合,从思想史的层面审视了各种文化姿态、学风旨趣的价值支撑,揭示出人类医学多元共生的兼容特性。     

經驗主义、語义学和本体論

卡尔纳普是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当代语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著有《哲学和逻辑句法》、《语言的逻辑句法》、《语义学引论》等。本文最初发表在《国际哲学评论》第4卷(1950年)中,后收在卡氏所著《意义和必然》一书的第二版(1956年)中作为附录,本译文即根据此书译出。卡尔纳普在本文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语义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他首先区别两类关于存在的问题,一种他称为“内部问题”,可凭经验和逻辑证明:另一类即关于事物世界自身存在和真实性的问题,他把这类问题称为“外部问题”,在他看来这类问题根本无法证实,因此是“一个没有认识内容的假陈述”,是形而上学的“假问题”。他并且用语义学来歪曲客观世界存在的问题,他说:“所谓接受事物世界只不过意味着接受某一种语言形式”,所谓“接受新的东西”“这个术语……只不过意味看法受新的构架,即接收新的语言形式”。最后他并且指出,对于使用语义学方法的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不是关于抽象东西存在的本体论问题,而是使用抽象语言形式对于语义学的分析是否有益的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与国企改革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过高的不良贷款是由国有企业持续增加的负债和亏损转移所致 ,其实质是一种资产损失。国企亏损金融化的深层后果就是不断加剧潜在的银行风险和金融危机。因此 ,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实属当务之急。资产管理公司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同时还必须抓住按照市场规则改革国有企业这个根本 ,从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建立多层次银行体系等多方面入手 ,彻底根除不良债权债务 ,避免整个国有经济即由国有商业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的累积性恶化 ,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和谐发展。     

在2008佛教外语交流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8年7月9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2008佛教外语交流会,今天在素有东方明珠之誉的上海隆重举行。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出席佛教外语交流会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和居士表示由衷的谢意和美好的祝愿,向来自香港、台湾的法师、居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慰问。     

科学与宗教：超越“冲突”与“和谐”

科学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西方文明史上引起人们兴趣但又扑朔迷离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四种典型立场,即,冲突论、无关论、和谐论和复杂论进行简要评介,旨在提醒人们避免在这一复杂问题上的简单化倾向,强调科学与宗教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捍卫或批判某种特定的关系模式,而在于揭示科学与宗教在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多方面、多层次相互作用的微妙性、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