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十条原则

实用主义是一种复杂的传统,它的代表人物都极力维护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在哲学上的地位。本文列出的实用主义十个基本原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一直是实用主义运动所关注的。这十个原则即：（1）实在的本性是变动的、开放的和偶然的;（2）思想理论领域的人类行动、实践和意愿的优先性;（3）非还原的、具身性的自然主义;（4）与二元论及确定性研究截然相对的反笛卡尔主义;（5）作为知识获得和意义生成之必要条件的共同体;（6）确认经验和实验在认识中（如同在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中）作用的经验主义立场;（7）强调面向未来的前瞻性;（8）对实践和理论的改良态度;（9）强调整体性而非二元论的整体论思想;（10）强调实践、价值、意义等的多样性的多元论主张。     

试论域外物品的传入与开放的唐文化

文化是一种复合体。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文涉及的唐文化仅仅是狭义文化概念中社会的意识形态部分,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而就这一部分来说,也不是面面俱到。关于唐文化的特性,仅史学界而言,就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从汉唐文化的整体出发进行考察,认为汉唐文化的特点是“统一与兼容”、“斗争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吸收与消化”、“高潮与低谷”①。有的学者认为唐代文化…     

历史理性与左派的未来——与M·布尔的对话

时代的诊断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左派”失去了他们的主体——工人阶级,而后现代主义的长篇大论则宣布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日渐势微,“进步”阶层的流行观点认为,以“圣麦克斯”施蒂纳为首的“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恩格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上具有权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者和M.布尔(1927年生)教授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途问题进行了对话(布尔在199O年下野,原为民主德国科学院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     

技术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替代物

按照舆论界的看法,社会主义灭亡了.而资本主义则取得了胜利.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灭亡,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诞生,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资本主义在经济繁荣和精神健康方面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剥削在那里四处蔓延,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得它步履维艰.正如凯恩斯勋爵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问题就是;设法组成一种尽可能发挥其效力并且不会与我们有关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思想相抵触的社会组织.”     

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论的争论

在德国,开展关于实证论的争论的是世界知名哲学家波普尔和阿多诺,其后是他们的学生哈贝马斯和阿尔伯特.哈贝马斯和阿尔伯特后来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学派这两个对立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波普尔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阿多诺、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样,是哲学著作,而不是狭义的社会学著作.阿多诺主持了“权威人格”的研究方案并参加了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但这两位思想家仍不失为哲学     

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吗?

环境伦理学使西方伦理学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一切伦理学都在寻求一种对生命的适当尊重.这就要求把伦理学应用于商业、法律、医学、技术、国际发展以及核裁军等领域,尤其是这样的领域:在这里科学(无论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科学)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力量.并使我们对伦理学和宗教所发现的人权有了更为敏锐的感受能力.但是,所有这些应用没有一个探究是否可能存在超出人类范围的义务.要尊重生命就要有一种类似于关心人类幸福的其他伦理学,而现在就是要有关心环境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对生命的尊重更进了一步,它要探讨是否可能存在非人类的义务对象.我们所需要的伦理学关心的是,与文化融为一体的     

价值哲学的选择

生物伦理学是哲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生长点.生物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一般与传统伦理学,尤其与医学伦理学的变化过程有关.这首先取决于对人权(在医学上是指患者和接受试验者等的权利)的强烈关注,取决于新的医疗技术的创立,因为这些技术能引发大量需要法律和道德调节的尖锐问题.生物伦理学在俄国的发展可能促进祖国生物医学的人道化,加强医学界在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生物伦理学在俄国的发展当然不可能使我国的保健事业摆脱其陷入的危境.但它却有助于在医学界面前形成新的伦理调节因素,使生物学家、医生和精神病专家对其在工作中碰到的道德矛盾和难题有所认识.生物伦理学在俄国是沿不同方向发展的.其中主要的应是,对生物医学研究和下述领域的保健工作实行法律调节,如器官移植,死亡时刻的确定,对没有希望的病人进行维系生命治疗的范围,等等.在科研和医疗机构里建立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小组,对生物伦理学的发展能起重要作用.在各级医学院校中教授生物伦理学课程,对形成医护人员的伦理自我意识有重大意义.最后,还要支持生物伦理学的研究工作.1991—1992年间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俄罗斯生物伦理学民族委员会.在莫斯科哲学基金会的范围内,成立了生物伦理学联合会.还有,通过了《俄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生物伦理学问题的研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的证据

为厘清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独特影响,并比较不同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对包含204个独立样本、340个效应值及91145名员工的164篇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1)与一般主管支持行为相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创新行为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强的积极影响。(2)工作对家庭冲突(资源视角)、领导-成员交换(交换视角)和情感承诺(情感视角)均能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作用机制,并互为补充。具体而言,三者均能中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任务绩效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和情感承诺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对家庭冲突和领导-成员交换则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生活满意度中发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可靠结论,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作用机制。     

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及其在宗教学史上的意义

社会批判不仅能使宗教批判现实化、彻底化,且能揭示出产生“处境的幻觉”的“幻觉的处境”所遮蔽的“颠倒的世界”,即揭示出能澄明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总和。社会批判的目的是,消解“元价值”强制和同化、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分裂和斗争,使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个人及其自由解放与他人及其自由解放彼此平等即各人“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才得以最终实现。这说明,马克思已从人类学立场和视野来考察、把握人和人类社会,因而社会批判蕴含人类学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