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的自然哲学

1.自然哲学的可能性及其形而上学根据谢林认为,反思的发展引起了主体和客体、理想和现实的分离。若不考虑到反思的作用,我们就得设想人与自然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必须设想人在直接感受的层次上体验着与自然的统一。但人已通过反思把外部客体和它的主体表象区分开来,并且人已成为他自身的客体。总之,反思牢固建立并永久     

当代医学哲学中的认知和意动问题

1.导言要想透彻地理解哲学和医学之间的联系,评价它们的历史关系是不可缺少的,这需要通过追溯到甚至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文献来重现古希腊的思想。这种思想的重现将会展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起源和医学(或当时称之为“医术”——Physic)的概念基础的来源。相比之下,生命伦理学和生物医学是比较晚近的概念成就,而认为存在着一个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医学哲学的主张,还只是某种假定的说法。因此,没有提供一定的证据,人     

解释学和伦理学的冲突

今天,为了接受时代的挑战,哲学应该关注涉及人类状况的两个根本经验:一方面是同别人有关的伦理经验,即我们为了别人,由于别人或反对别人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的伦理经验,另一方面是同一切由符号和意义组成、为了使人理解而需要我们加以解释的东西有关的解释学的经验。现在,这两种根本经验被人们当作思考一种特殊的现实性的课题加以接受。因为,一方     

中美被试概率判断的准确性

这是关于决策论中的概率判断的实经研究.两项研究表明,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的判断准确性基本相似。然而,两组被试达到其准确性的水平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被试有较好的分辨,而美国被试有较好的校准.     

评《文化哲学问题》

该书作者(B.M.缅茹耶夫、B.Ж.凯列等)提出的文化哲学概念,是在他们过去研究文化发展的具体社会哲学问题的一些著作中逐步形成和得出的。在这些研究中所表现的理论观点的接近,使作者能在本书中较为广泛地审视文化问题,提出把文化的分析当作独立的哲学理论领域问题的任务。文化的范围经由对文化的研究而被确定:它是在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体系中展现人的本质的整个历史现象。     

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历史

“逻辑实证主义”这个词是大约三十年以前创造出的,用以表示一些自称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立场观点。从那以来,这个词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分析哲学的其他形式,以致于 B.罗素、G.E.摩尔或 L.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追随者以及当代牛津语言分析运动的成员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当成了逻辑实证主义者。这种较为宽     

论异化及其扬弃

作者认为:异化标志着对抗性阶级社会的文明时代进步中的矛盾,在这个时代里,人的一切新的生产力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变成了奴役人的手段。没有理解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许多异化都产生于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这种不理解与无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个人积极扬弃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异化,积极掌握与驾驭各种社会力量与关系的过程。异化的扬弃开始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以完全社会自治告终。建立起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异化的扬弃采取着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迅速发展物质生产力、进行技术革命,另一条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政治组织机构适应于自身发展的主客条件。无产阶级专政是人对人的统治,它将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合而为一,变成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异化的扬弃是建立与发挥人的自由的历史过程。     

关于G.卢卡奇的争论

这篇文章,按其标题来说,是介绍关于 G·卢卡奇的理论成就的争论,关于如何理解这位匈牙利思想家的著作的争论。它还包括一些有关卢卡奇的传记资料以及作者的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K·施列茨卡的《G·卢卡奇的思想世界》”一文的继续和补充。在过去五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匈牙利思想家 G·卢卡奇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在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广泛的成就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运     

非洲哲学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趋势

世界的社会思想史证明:总的来说,在革命风暴时期,人们对世界观问题的兴趣会大大加强。随着新兴阶级和集团自我意识的发展,其代表人物对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进行富有哲理的思考、确定自身在社会与世界上的地位以及确定改造社会与世界条件的要求也不断增长。在当代非洲社会中,这种要求非常强烈。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非洲思想意识的性质。这种思想业已形成,它作为一种被奴役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

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观点。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继承关系”。作者认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它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当还存在剥削者和剥削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消灭剥削时起,就变成“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仍然保持在“全民国家”之中,但“全民国家”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国家,它表现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方面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作者认为:在对内职能方面它们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执行苏联法律和保障公有制)和文化教育职能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在“全民国家”里,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职能已经“衰亡”并且“失去意义”。在谈到对外职能时,作者认为:它们的这种职能是共同的。它们除了制止帝国主义的袭击和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正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有时在军事方面努力寻找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的更合适的形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论证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准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无纪律、无组织、不诚实的公民。但这种强制完全不同于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尤其不同于暴力。最后,作者还特别谈到物质刺激。他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原则是使工作人员遵守纪律,鼓励他们提高专业能力,诚实地对待职守,养成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这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们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