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Л.Ф.伊利切夫的《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

1962年10月召开了苏联科学院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社会科学的大会。会上听取并广泛讨论了苏共中央书记、科学院院士伊利切夫的报告:“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发展社会科学的若干问题”。大会材料已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并在我国报刊上得到了广泛反应。这些材料已在《哲学问题》1963年第一期上作过概述。伊利切夫的新出版的著作《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是他在苏联科学院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基本原理的进一步     

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茹科夫的文章就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诬蔑我们党企图“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直接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人道主义的崇拜

本文是他的《人的人性》(《The Humanityof Man》)一书的第一章。该章共分五节。在第一节里,作者对人道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人道主义是由自然人和他的超越的可能性所构成的一种二重性,”“人道主义…是把人加以理想化的一种行为准则、文化运动或教育纲领,”“人道主义把人看作值得赞美的对象”等等。作者避而不谈人道主义所“理想化”了的人究竟有怎样的阶级属性。培里不是把人理想化了,而是把人抽象化了,抽象为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超阶级的虚构。这样就掩盖了人道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思潮的阶级实质。在这一节里,作者又说,“当代的人道主义……在颇大程度上是作为对其他某些思想的抗议而发展起来的。”作者所列举的几种思想之一是:“共产主义的泛滥促进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就一语暴露了人道主义的反动本质:所谓当代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反对无神论、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共主义。同时培里又特别抬出了“自由”的幌子作为反共主义的“武器”。他说什么“人的什么东西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人所特有的尊严乃在于他的鉴识自由的能力。”在第二节里,作者鉴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威望,极力强调人道主义与自然科学、与科学的决定论相一致,以避免人道主义因反对自然科学而被削弱。作者又说,“我们……生活在变化、行动、暴力和混乱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设计一种全人类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敌对的信仰被允许在和平竞赛中。……证明自己是真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想通过所谓“全人类的”“和平竞赛”来达到反对共产主义、巩固帝国主义制度的目的。在第兰节中,作者论到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关系。他说“反对或低估技术,会使人道主义注定成为废物。”他吹嘘人道主义“就像它适合于原始动力的时代那样,它也适合于核子能的时代。”在第四节中,作者谈到人道主义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只要不把道德同禁欲主义等同起来,“把道德设想为对欲望加以组织以去掉冲突而代之以合作”,把道德理解为“不反对欲望本身而只是反对欲望的放纵”,那么“人道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对立就不再有任何根据了。”总之,作者极力要把人道主义与道德说成一致来为人道主义吹嘘和辩护。在本文的最后一节里,作者谈到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与“功利主义”、“快乐主义”以及与宗教等的关系。     

为人道而斗争——评加罗迪的两本著作

法国共产党人一贯承认启发性的书籍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加罗迪的两本新著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其中之一是研究共产主义者给道德所确定的意义的,它把同一个作者自从法国解放以来就着手研究的这个问题发展了,深刻化了。另一本以生动具体的312页的篇幅,向     

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人、生产和技术

1965年4月 2日到2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哲学家以“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为题在柏林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哲学大会。在这次会议前后,民主德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人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在技术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这里译出的第一篇文章是谈人和生产技术的关系问题的。泰斯曼把社会生产分为八个领域,即探向研究、定向研究、致用研究、规划、设计、营造、调节与制作。前六个是间接生产,后两个是直接生产。作者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革命缩小了人在直接生产中的机贼性劳动,扩大了人在间接生产中的创造性劳动,使科学成为生产力。作者一方面强调人永远参与一切社会生产领域,批评了克劳斯的那种认为现代技术革命把人“排除出”社会生产之外的错误观点,说这等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则接受并进一步加深了克劳斯从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抄袭来的“人与机器共生”的观点,说这种观点的“价值是无可争议的”,“常常会导致很深刻的见解”。这里译出的第二篇文章是淡现代技术革命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作者认为,在现代技术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就是:全盘研究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基本发展规律;研究现代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以及同规划、领导与组织社会发展的形式的相互辩证关系;研究作为现代生产力突出标志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融合;科学规划和精确测量脑力劳动的问题;随着技术革命而开拓的人在生产中的新地位和决定性的社会领域,尤其是经济、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作者认为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应担负三个任务,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系统地研究新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彻底批判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     

什么是辩证法?

本文是从鲍佩尔(K.Popper)的《推测与反驳》(《Conjectures andRefutations》,1963,伦敦)这本书中译出的。(该文分三节,这里译出的是一、三两节,第二节“黑格尔的辩证法”略去未译。)在这篇文章中,鲍佩尔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然后他再去对他歪曲出来的东西进行攻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矛盾,是对立面的又统一又斗争,而不是形式逻辑所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认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而且还认为它是正确思维所必需的。鲍佩尔却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矛盾,歪曲成为形式逻辑的矛盾,从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是和形式主义的矛盾律不相容的。他煞有介事地为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辩护,他化了大量篇幅去证明:否认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就要导致承认一切也否认一切的后果。这完全是有意歪曲和无的放矢。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但是同时也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也承认意识对意识的影响。鲍佩尔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他胡说:马克思不承认经济条件以外的因素对思想意识的发展的影响。他污蔑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鲍佩尔这些反辩证法的思想,常为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引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实质上是谬论与无知的混合物。     

評V·克拉夫特的《理性的道德論》

作者在谈到他写这篇文章的主要愿望时说:“只有理性的论证,也就是说以认识为根据的论证,才能给道德以可靠的基础。因为,理性就意味着,人可以让自己的行为遵循认识”(见第6页)。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真实的愿望。很早以前,克拉夫特就致力研究伦理学领域中的科学精确性,并对唯心主义和非理性的见解表示过态度。关于如何科学地研究现存的和在特定的集体中起作用的道德观点和原则以及关于如何能够研究它们的社会原因和影响的问题,作者是不太关心的。他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的其它方面:是否能科学地,也就是说用知识去论证道德规范和     

社会主义发展的辯証法

这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报告的第四部分的扩充与展开,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四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探讨所谓“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为幌子,企图从根本上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核心即唯物辩证法。全文分四个部分,直接谈到矛盾问题的,主要是一、三两部分。     

社会科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辩证法是发展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是现代科学的深厚哲学基础,而现代科学又可以保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方法论原则与世界观内容的统一,并保障它们之间有机的相互联系。根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就是:世界并不是由现成的、终极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乃是现存物质不断变化之诸过程的总和。列宁在这个意义上解释道:辩证法的对象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和一切科学一样,是同客观规律打交道的。历史规律既是社会机体的功能规律又是社会机体的发展规律。历史规律的理论根据即是社会认识方法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内容。     

第六届国际逻辑学会议概况及其主要结论

1979年8月22日至29日在汉诺威召开了第六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30几个国家的600多名学者。以Б.М.凯德洛夫院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第六次国际会议的学术计划是集中讨论“数学在现代科学中的作用”问题。这个计划是以E洛西教授(波兰)为首的国际计划委员会制订的。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