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两种图象

我将从我所喜爱的哲学的一般性解释开始。也就是说,我将要对我所理解的分析哲学的本性作出说明,并且同时还要实践这种哲学。当然,“哲学”这样一个大名称并不总是在一切时候都仅仅意谓着完全相同的东西。就是在现在,它也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意谓着一个并且同一个东西。这一点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说明。奇怪的是,通过英语诗歌也能够对此作出说明。“philosophy”(哲学)这个词在英语诗歌中的出现并不是非常频繁。〔与其它的词,例如“love”(爱)以及“death”(死)相比,它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但是,有的时候它的确出现了。在密尔顿的假面剧《科玛斯》(Comus)中,一个角色说道:“神圣的哲学是多么迷人呵!”     

当代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主任А.Д.科西切夫教授应本刊之邀,专门为本刊撰写的短文,从中可以看到苏联哲学在苏共27大之后出现的若干新的动向。     

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及其超越?

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理论为探讨道德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这个思想框架也可以扩展、运用到伦理问题领域。哈贝马斯在尊重个体自治和合理性论证的前提下,也为后形而上学的伦理问题指出了方向:批判性地吸收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真实内容,为探讨什么是好生活、好社会的问题提供帮助。但如同榜样人物对他人的示范和影响一样,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内容的被吸收、翻译或显现,也依赖于主观的、偶然的经验因素。这样,为了坚持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思想,我们可以放弃哈贝马斯的认知建构论的真理观。     

直视不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德里达以及宗教的再现

克尔凯郭尔在假名作品《恐惧与战栗》当中描述过“信仰”的“双重运动”,《再现》当中描述过对“再现”的“超越”,它们与德里达所说的“对于不可能的事情的经验”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因此在主线上,德里达提出的对于不可能的事情的激情与上述两部假名作品当中所提出的“宗教”范畴彼此呼应。一种“不可能性的公理”构成了德里达所说的“没有宗教的宗教”,而不是简单的宗教;构成了某种“宗教的再现”。于是,德里达和克尔凯郭尔的假名作者们拉近了宗教和解构之间的距离。     

罗素的伦理和社会思想

理论伦理学罗素在他最早关于伦理学的思想中抱有浪漫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观点,认为宇宙本身就是善的,是“理智的爱”的适当对象。他接受这个观点是受了麦克塔加特①的启发,但是这一观点不久就对他失去了的吸引力。罗素对伦理问题最早的认真研究见于他在1910年发表的论文《伦理学要义》,这篇文章表明他遵循G．E．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PrincwiaE山ic）中所倡导的学说。摩尔在该书中争辩说,善是一种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然而却是客观存在的性质,存在于事物、行为和人身上,是通过直接的道德直观行为知觉到的。摩尔抱有某种功利主义…     

董仲舒研究:欧洲北美新趋势

一、董学研究的先期阶段在最近四十年间,欧洲北美董学研究有着显著的进展,它是在两个学术阶段中展开的.从时间意义上看,其间已面世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学者们都从董仲舒著作的可信性入手展开研究.先期学术阶段始于本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70年代,以几部中国哲学史的出版为表征.这几部哲学史包括对归于董仲舒的有限的选集内容的评价和翻译.这类著作中最出名的三部是德克·布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陈荣捷的《中国哲学史料集》和F.W.莫待英译的肖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最近,这类专门著作有本杰明·施瓦茨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界》.     

对弗雷泽《金枝》的评论(续)

Ⅱ p.168说人们相信统治者有这些力量,而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自己没有,或者仅仅因为他低能或白痴才不明白,那是不对的。但是,统治者的力量这一观念是以该观念与经验——不管是人民的还是统治者的——相协调的方式起作用的。说虚伪在起作用,仅因为它通常十分靠近人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p.169当我们的(或至少是我自己的)同伴中的某人笑得太过分时,我会有意无意地抿紧嘴唇,好象我相信这能让他闭嘴似的。     

罗素对当代哲学的影响

如果你想看清罗素的重大贡献,那就要观察一下,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起在英语世界中发展的主流哲学。另外还要看一看逻辑和数理哲学的发展,20世纪西方世界中道德风气的改变,以及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全面讲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提到罗素。在上面说的某些方面他只是众多角色中的一个;比如说促成本世纪的道德革命就绝非他一人之力。他在核裁军运动中站在更靠近中心的位置,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和平运动中的地位一样。     

青少年同伴关系网络结构的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美国三所学校6～12年级学生的校内同伴网络的结构特征。要求被试提名其在校内的最好朋友以及至多9个一般朋友。将被试与所提名朋友的选择相匹配,以评价其相互关系,并据此确定出不同的朋友团体。研究考察了被试在朋友提名、好朋友、朋友团体及社会群体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同伴网络的重叠程度和等级组织。结果表明:(1)同伴关系网络结构存在着性别差异,女孩与同伴网络的联系比男孩更紧密;(2)随着年级的增长,同伴网络的排外性有所增强;(3)最好朋友基本上来自被试所在的朋友团体;(4)被试提名的朋友中有些不属于其朋友团体,被试也不把朋友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列为朋友。     

历史理性与左派的未来——与M·布尔的对话

时代的诊断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左派”失去了他们的主体——工人阶级,而后现代主义的长篇大论则宣布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日渐势微,“进步”阶层的流行观点认为,以“圣麦克斯”施蒂纳为首的“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恩格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上具有权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者和M.布尔(1927年生)教授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途问题进行了对话(布尔在199O年下野,原为民主德国科学院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