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

我们考察的这个题目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结构,整体性以及体系构造的一个十分迫切、在我国文献中反复争论的问题。在当代,这个问题之所以迫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迫切要求加强整体化的、“向心的”(以抗衡占优势的“离心的”)趋势。     

协同学和系统方法

近年来,一种称作协同学的跨学科研究新方向正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协同学这个词是从古希腊语中借用来的,它标志开放系统中大量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的、集体的或合作的效应。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许多这类协同效应,例如在物理学中。此外还发现,这些效应产生新的稳定结构和自组织。自组织过程在控制论和系统技术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研究,但是它们所分析的只是由人为了一定目的而专门构造的自组织技术系统,以及部分的生物系统。协同学与此不同,它提出了更广泛的任务。它力图阐明在具体性质极不相同的系统中产生新结构和自组织的某些共同规律。同时它力图揭示合作效应得以产生的特殊机制,这种合     

艺术心理学的某些问题

艺术心理学的问题属于那些使心理学和美学彼此交叉的和二者相互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并且研究得很少。这两种科学之中究竟是哪一种首先对这些交叉问题的现状负责呢?研究这些问题中的主要作用究竟属于哪一种科学——属于心理学还是属于美学呢?那些纯方法论的见解要求承认,这种主要作用属于心理学。诚然,在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论流行

一、什么是流行在我们的社会里,差不多在每个时期,都有时髦的服装、歌曲、体育、语言等等。所谓流行现象就是某种事物由于被人们采用而逐渐推广,生根以至消灭的一个过程。而这些事物能否成为流行现象,则取决于它能否满足下述的两个方面的条件:即流行项目的特点和它的普及现象。1.流行的特点所谓流行现象是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装饰、化装、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科学、思想(把这些称作流行项目)为止,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能看到的,而且它们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给予人们的所谓“新奇”“珍贵”的印象。这就是说,作为流行的     

少年对体育活动态度的心理特点

一般说来,体育活动是和发展一定的身体素质相联系的。它要求少年保持自己的体育锻炼,并普遍提高身体训练的水平。同时,体育活动还能发展一些最重要的个性心理品质,其中不仅有耐力、力量、速度和动作的灵活性、意志、勇敢、果断、顽强,而且还有创造性、集体主义、坚定的目的性。正因为如此,体育活动在少年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需要把它作为方向性的建设来抓。     

给智力重新下定义

日本东京有一个特别的音乐教学大纲,规定儿童在6岁时用小提琴演奏维瓦尔第协奏曲,在10岁时演奏莫扎特作品,这时他们都还不知怎样读谱呢。在密克罗内西亚的加罗林群岛,一位帕罗威族小男孩,深夜解缆出海,应用他了解的关于波浪、风向和星星的知识,仅靠头脑中的地图进行观察,就可到达几百个小岛中的任何一个岛上。在波士顿,一个正在矫正阅读障碍的少年,竟编制了利用报上公布     

我国各科学研究中心对哲学问题的探讨

苏联各哲学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哲学教研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哲学著作的出版数量每年都在增长。根据全苏图书出版局的资料,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和科学无神论的书籍,1958年出版了730种,1962年则出版了948种,发行量达一千五百多万册。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历史性决议之后,苏联共产党在消除社会科学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方面所进行的巨大工作,以及国内由于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而形成的良好环境,对于苏联哲学家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和在创造性讨论的气氛中进行的活动,给予了良好的影响。     

对П.切尔卡申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一书的几点意见

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苏共态的斗争。苏联哲学家们对这一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近年来,他们对揭露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理论作了不少工作,写了一些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书籍。其中引人注意的是П.П.切尔卡申的一部学术专著《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大家知道,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科学认识来说,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如果不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能从科学上揭露唯心主义。但是,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问题的研究仍然     

意义问題以及对这一问題的新实証主义解答的批判

作者在本文中討論狹义的意义,即符号的意义問題。他說“維也納小組”的新实証主义者把“有意义性”和“可检驗性”等同起来。这个“意义是检驗方法”的公式成为一系列新实証主义“意义”观念的出发点。这些观念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把意义归結为主体对符号的这种或那种反应,其中包括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这种看法与石里克的看法相接近。罗素也把意义解释为詞或符号对行动的关系。維特根施坦晚期认为意义是用詞的方法。作者认为把意义看作反应、行动,是不正确地把动物行动的特征搬到人的自觉活动方面来。(二)是把意义同由符号組成的結构等同起来。这一看法在一定范围內是正确的。这里牵涉到意义的形式化解释、机器翻譯等問題。但作者认为卡尔納普、奈伊拉特都把这种看法絕对化了。作者在批判新实証主义对意义看法的同时,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关于意义的定义。他說,意义是由詞或由符号来代表的信息的不变項。这个定义着重提出信息,也指出意义不直接反映现实。那些經常具有意义的符号的认識作用也是間接的。由于符号本身具有約定性质,它不能反映现实,但它能促进反映现实的过程。关于意义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問題,作者认为这取决于意义表现在什么信息結构中。它在邏輯关系中是精神的,在生理或机器的信息中是物质的。作者还主张不可能寻找出意义的一般定义,正如不可能寻找出“一般存在”那样。最后作者认为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意义的定义有实践上和理論上的优越性,因为它指点我們根据相应条件运用意义形式中的一种,而新实証主义的主观主义观点则在这方面会起妨碍作用。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矛盾和总体

这是加罗第最近在克雷蒙-惠朗大学的一篇报告。加罗第近几年来把黑格尔哲学的遺产的价值捧得很高,他指責斯大林所犯的“哲学錯誤”之一,就是拋弃了黑格尔的遺产。1962年,他发表四百多頁的一本著作《上帝已經死了》,对黑格尔哲学作出了他自己的分析。在这里譯出的这篇文章中,他所分析的黑格尔邏輯学中的“矛盾”和“总体”的問题,就是“二”和“一”的問題。加罗第說,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以总体为中心范畴,这个体系始于絕对的总体,又以絕对的总体告終,所以是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是一种神学的世界观。至于以矛盾为中心范畴的黑格尔的方法,則只要把它唯物主义地顛倒过来,就具有科学价值,因为这是經现代各门科学发展的成果所証明的辯証法。加罗第用了物理学、生物学和美学上的一些例子,駁斥了黑格尔的带有神学性质的总体概念,认为矛盾不是总体的环节,反之,总体乃是矛盾的环节。他主张对正在产生的总体而言,矛盾是第一性的,但他认为用辯証法的矛盾处理問題的目的,在于找到具体生动的和諧,这也就是辯証法的最大的优越性。加罗第借口冲破“教条主义”,借口反对辯証唯物主义給科学研究规定各种“清规戒律”,号召不怕不断地对科学結論作最根本的修正,却不肯定辯証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的永远普遍有效的真理。他把相对說成是絕对的,而排斥了相对之中的絕对的东西。同时他强調辯証法是自由的內在规律和創造的內在规律。这种創造的自由,就是通过对事物之間的矛盾的处理而求得一个新的协調的总体。所以,加罗第在本文中所鼓吹的,实质上乃是主观主义和詭辯論,是矛盾調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