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苏联哲学界近年来围绕唯物辩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激烈争论。凯德洛夫这篇文章就是这场争论的产物,也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突出的一篇。苏共中央在1967年8月14日作出的有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决议中,把“探讨唯物辩证法”规定为苏联哲学界的主要任务。1975年9月19日《真理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苏联哲学家的崇高职责》,再次重申:“当前哲学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辩证法理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1967年8月决议发表之后,即着手研究辩证法理论,为此组建了专门的写作组,其成员有米丁、奥伊则尔曼等人。1973年,凯德洛夫担任该所所长之后,又成立了以他为首并有他原来所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人员参加的另一个写作组。米丁写作组的计划是写四卷(第1卷: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第2卷: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3卷:科学认识的辩证法;第4卷: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辩证法)。凯德洛夫写作组计划写一本,包括两个部分:①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总结,即辩证法的发展史;②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即有关辩证法的结构。在苏联,研究辩证法理论,形成了几个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阿拉木图、基辅等。在如何理解、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方面,则有三种不同观点,或曰三派。凯德洛夫派强调辩证法就是逻辑和认识论,坚决反对把“本体论”作为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出发点。凯德洛夫派被指责为“认识论主义”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面。和凯德洛夫派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列宁格勒的一批哲学家(罗任、斯维捷尔斯基等)。他们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总规律的科学,它既是本体论又是逻辑和认识论。罗任派被凯德洛夫派指责为“本体论主义”和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处于两派之间的是米丁派,认为既没有“纯本体论”也没有“纯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本体论,既包括本体论又包括认识论。凯德洛夫用“折衷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等尖刻词句指责和他观点不同的两派。米丁写作组和凯德洛夫写作组,“磨擦”不断,分歧严重,以致于从1967年到1975年这八年中间都没有能够按苏共中央的要求写出有关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著作来,为此遭到1975年9月《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的点名“批评”,文章指责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关辩证法理论的著作“好多年来老是处于准备阶段”,“过去一个时期,哲学家更多地把辩证法问题当作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来研究,很少研究客观现实各个领域的辩证法”。文章还提出要反对“个人垄断野心”和“宗派主义的表现”。然而,从1975年9月到现在又过去了两年多,辩证法理论著作不仅仍然难产,而且凯德洛夫再次发表文章更加系统更加激烈的指责对方。这场争论的实质及其背景,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凯德洛夫的文章很长,《哲学问题》杂志在今年第一、二期上予以连载。这里仅从他发表在该杂志第一期上的文章中摘译了主要部分。凯德洛夫在第二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的观点,具体地说明了应当怎样理解他提出的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叙述辩证法的问题。凯德洛夫的其他有关文章,以及代表列宁格勒、阿拉木图等地哲学家观点的文章,本刊将选其要者陆续发表。     

記忆迹象的探索

“当心灵决意去回忆某件事物,这种意念会引起那个小小的[松果]腺体,连续转向不同方位,把动物的灵魂推向脑的不同部位,直至到达所希望记住的事物留下痕迹的那个部位;因为这些痕迹不是别的,而是这样一种情境:在呈现客体时,脑的细孔中的灵魂已经在一些通路上活动起来,这些细孔就会比其它以同样方式由来临的灵魂所打开的细孔获得更大的方便;所以这些来到细孔的灵魂,就比进入其它细孔更易进入其中”。笛卡儿在三百年前就是这样写的,这可能是以脑的活动来解释记忆的最早尝试。此     

可证性的逻辑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就是用亚里士多德首先研究并称为模态逻辑的一个古代的逻辑分支来阐明一个现代的逻辑分支,即由 D.希尔伯特开创而由 K.哥德尔实现的对于数学自身的数学研究。模态逻辑研究的基本概念是必然性和可能性:一个陈述称为“必然的”,如果它必定是真的,称为“可能的”,如果它可能是真的。比如,因为在2000年可能有一场战争,陈述“在2000年将有一场战争”是可能的,但它不是必然的,因为那时可能没有战争。另一方面,“在2000年将有一场战争     

研究学龄前儿童思维的新方法

当前,苏联心理学家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儿童思维发展的丰富资料(见等人的著作),区分出并研究了各种年龄儿童思维过程的一系列重要规律。上述研究的结果,极大地丰富了普通思维理论和普通心理学。与此同时,在儿童思维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重大的     

从康德到费希特--在后康德哲学语境下重新审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北大核心CSSCI

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严格限制理性研究的范围,然而,他所确立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却试图扩展这一范围。任何试图解决这一悖论的努力都必须首先研究费希特早期所处的哲学背景,从而使我们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目的和方法给出更好的解释,并对有关康德哲学在德国观念论中的合法性困惑给出更丰富的解答。费希特的知识学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转变,在回应关于康德哲学的早期争论和危机时,他把先验研究转变成辩证的范畴理论,这种理论展现出人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深刻统一。     

列维-斯特劳斯:现代的、超现代的、反现代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形成源于与结构语言学的突然相遇。然而,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读者的认识中,他的著述表现出一种率直的转变,即从科学现代性工程的话语(知识积累与追求一般性)转变为宣称将文化分解为物理化学现象的话语(这是超现代层面),再从这二者转变为所谓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阐述了失落、记忆、向往原始、对人口和环境变化的关注以及文化接触等论题:这些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开始形成起就存在的论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可以称之为"反现代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现代、超现代和反现代三个层面来解读列维-斯特劳斯的著述,这三个层面似乎从其结构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起就始终存在,并同时延展。     

精神哲学(上)

人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思维、情感和审慎行事的能力,使人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有了天壤之别。偶尔,在其他动物的这里或那里,人们也许会发现这种能力的萌芽、这种能力的近似物、或这种能力的一些有限的要素;但是,高级发展阶段的产物即被称之为精神的现象,在自然界中却是独一无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的存在是在一种极为不同的现象中反映出来的,如:痒和疼这类感觉,意象,感知,情绪,记忆,期待,欲望,确信,推论和其他类型的推理,梦,动机,选择,动作,性格和个性的特点,以及无意识等等。     

西方派的黎明

在学术著作中对“西方派”一词没有统一的解释。在我们看来,波兰社会思想史家A.瓦利茨基的观点最符合真实情况,第一,他认为西方派一词属于1840年那股十分确定的思想潮流,从而反对扩展对该词的解释;第二,他认为不仅必须把T.H.格拉诺夫斯基、K.д.卡维林、B.п.包特金和其他“不大不小的”人物列入西方派,而且也应算上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即必须包括从黑格尔哲学和乌托邦信仰中找到共同语言的各种见解不同的人。而且这位研究家还强调指出,离西方派理想模式最切近的是别林斯基,尽管在他和他的战友的世界观中,不仅仅只有西方主义一个方面。与斯拉夫派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西方派队伍的团结。     

费耶阿本德、伪狄奥尼修斯与实在的不可言说性

本文探讨了伪狄奥尼修斯(即德尼斯)对费耶阿本德的影响,认为后期费耶阿本德从德尼斯那里吸收了一种形而上学主张,意在支持认识多元论。本文介绍了两者共同的认识论关切,即对人类获得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的可能性的否认;随后,考察了德尼斯在《神圣名称》中关于上帝"不可言说性"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费耶阿本德如何把德尼斯关于神的不可言说性解释引入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以便为认识多元论提供新颖论证;同时,说明充分了解德尼斯的影响对我们理解费耶阿本德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德尼斯对后期费耶阿本德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却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