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机器的关系

今天,哲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人支配自然界和技术的可能性和效果的问题,是如何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同人的发展相适应的问题。生产力是人的伟大和人对自然界的支配力的表现。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新的工艺形式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的每一次革命,最终都形成一种新型的生产力。这种新型的生产力需要人和机器的一种崭新关系,并且真的唤起了这样一种关系。如果说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在人与机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和“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最初年代里,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那个时期,它把积极地研究社会现实直接地当作“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于是,它把建立在大量经验材料的分析和概括基础上的社会研究同这样一种哲学相对立,这种哲学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说成是一种根本的思辨关系。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深信,对社会关系进行一种理性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改良和改造不仅是可能的,     

费希特哲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R.劳特(ReinhardLauth)教授从1957年开始编辑的《费希特全集》掀起了国际哲学界的费希特复兴。费希特体系的核心是要求哲学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以理性塑造新的自我和新的时代。仅仅从黑格尔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教条主义的;只有从包括莱布尼茨和费希特在内的全部古典德国哲学出发,深究这一来源,才能克服这种弊端。     

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苏联哲学界近年来围绕唯物辩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激烈争论。凯德洛夫这篇文章就是这场争论的产物,也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突出的一篇。苏共中央在1967年8月14日作出的有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决议中,把“探讨唯物辩证法”规定为苏联哲学界的主要任务。1975年9月19日《真理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苏联哲学家的崇高职责》,再次重申:“当前哲学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辩证法理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1967年8月决议发表之后,即着手研究辩证法理论,为此组建了专门的写作组,其成员有米丁、奥伊则尔曼等人。1973年,凯德洛夫担任该所所长之后,又成立了以他为首并有他原来所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人员参加的另一个写作组。米丁写作组的计划是写四卷(第1卷: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第2卷: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3卷:科学认识的辩证法;第4卷: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辩证法)。凯德洛夫写作组计划写一本,包括两个部分:①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总结,即辩证法的发展史;②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即有关辩证法的结构。在苏联,研究辩证法理论,形成了几个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阿拉木图、基辅等。在如何理解、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方面,则有三种不同观点,或曰三派。凯德洛夫派强调辩证法就是逻辑和认识论,坚决反对把“本体论”作为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出发点。凯德洛夫派被指责为“认识论主义”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面。和凯德洛夫派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列宁格勒的一批哲学家(罗任、斯维捷尔斯基等)。他们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总规律的科学,它既是本体论又是逻辑和认识论。罗任派被凯德洛夫派指责为“本体论主义”和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处于两派之间的是米丁派,认为既没有“纯本体论”也没有“纯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本体论,既包括本体论又包括认识论。凯德洛夫用“折衷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等尖刻词句指责和他观点不同的两派。米丁写作组和凯德洛夫写作组,“磨擦”不断,分歧严重,以致于从1967年到1975年这八年中间都没有能够按苏共中央的要求写出有关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著作来,为此遭到1975年9月《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的点名“批评”,文章指责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关辩证法理论的著作“好多年来老是处于准备阶段”,“过去一个时期,哲学家更多地把辩证法问题当作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来研究,很少研究客观现实各个领域的辩证法”。文章还提出要反对“个人垄断野心”和“宗派主义的表现”。然而,从1975年9月到现在又过去了两年多,辩证法理论著作不仅仍然难产,而且凯德洛夫再次发表文章更加系统更加激烈的指责对方。这场争论的实质及其背景,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凯德洛夫的文章很长,《哲学问题》杂志在今年第一、二期上予以连载。这里仅从他发表在该杂志第一期上的文章中摘译了主要部分。凯德洛夫在第二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的观点,具体地说明了应当怎样理解他提出的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叙述辩证法的问题。凯德洛夫的其他有关文章,以及代表列宁格勒、阿拉木图等地哲学家观点的文章,本刊将选其要者陆续发表。     

可证性的逻辑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就是用亚里士多德首先研究并称为模态逻辑的一个古代的逻辑分支来阐明一个现代的逻辑分支,即由 D.希尔伯特开创而由 K.哥德尔实现的对于数学自身的数学研究。模态逻辑研究的基本概念是必然性和可能性:一个陈述称为“必然的”,如果它必定是真的,称为“可能的”,如果它可能是真的。比如,因为在2000年可能有一场战争,陈述“在2000年将有一场战争”是可能的,但它不是必然的,因为那时可能没有战争。另一方面,“在2000年将有一场战争     

研究学龄前儿童思维的新方法

当前,苏联心理学家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儿童思维发展的丰富资料(见等人的著作),区分出并研究了各种年龄儿童思维过程的一系列重要规律。上述研究的结果,极大地丰富了普通思维理论和普通心理学。与此同时,在儿童思维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重大的     

从康德到费希特--在后康德哲学语境下重新审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北大核心CSSCI

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严格限制理性研究的范围,然而,他所确立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却试图扩展这一范围。任何试图解决这一悖论的努力都必须首先研究费希特早期所处的哲学背景,从而使我们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目的和方法给出更好的解释,并对有关康德哲学在德国观念论中的合法性困惑给出更丰富的解答。费希特的知识学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转变,在回应关于康德哲学的早期争论和危机时,他把先验研究转变成辩证的范畴理论,这种理论展现出人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深刻统一。     

列维-斯特劳斯:现代的、超现代的、反现代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形成源于与结构语言学的突然相遇。然而,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读者的认识中,他的著述表现出一种率直的转变,即从科学现代性工程的话语(知识积累与追求一般性)转变为宣称将文化分解为物理化学现象的话语(这是超现代层面),再从这二者转变为所谓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阐述了失落、记忆、向往原始、对人口和环境变化的关注以及文化接触等论题:这些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开始形成起就存在的论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可以称之为"反现代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现代、超现代和反现代三个层面来解读列维-斯特劳斯的著述,这三个层面似乎从其结构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起就始终存在,并同时延展。     

关于二类疫苗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化的思考

基于法的规范分析,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损害责任的法律关系及性质比较复杂,体现了违约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兼具一般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责任的双重性质,由此导致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案由选择、法律适用及救济路径也各不相同。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损害责任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而二类疫苗的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疫苗的产品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深入分析二类疫苗损害责任的性质,有助于厘清其损害责任的承担,促进其损害救济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