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弗雷格"Bedeutung"一词的翻译

作者详细考察了“Bedeutung”一词在德语中的标准意义,以及弗雷格在其著述中使用它的各种情况,并仔细回顾了在英语哲学界对这个词的翻译和理解所发生的争论及其理由。他不太赞成把“Bedeutung”译为“meaning”（意义）和“significance”（意谓）一类的词,他还反驳了支持这类译法的三个论证。“公正地讲,‘reference’（所指）和‘refer to’（指称）是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翻译。”他区分了“Bedeutung”的水平意义和垂直意义,前者是指语言表达式相互之间的关系,后者是指语言表达式与语言之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弗雷格更多地从“对象”的意义上使用“Bedeutung”一词。鉴于弗雷格使用“Bedeutung”的模糊性和怪异性,作者建议用“reference”及其近似词来翻译“Bedeutung”及其近似词,它兼有“指称”（作为关系）和“所指”（作为对象）的模糊性;并把该德语原词置于相应译文之后的括号内。     

善良的权力意志(答 H.-G.伽达默尔)

在昨晚的会议和讨论中,我寻思:这里除了,我用我们刚才听到的某些话来说,未必会有的辩论、反问和无法找到的对象之外,还会有些什么?我一直在这样寻思着。我们以伽达默尔教授为中心,相聚一堂。因此,我希望我这些话首先是向他说的,我还想向他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昨晚对我们所说的善良意志,和对善良意志及协调愿望的绝对确信的号     

“科学在历史中”

贝尔纳运用了既有条理而又通俗的写法,在对人类知识整体的回顾方面完成了异乎寻常的业绩。这是像普罗米修把火种从天上带到地下那样的事业,也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怎样把科学带到地上来,使它成为全人类底公共遗产和财富的一个范例。人们不要被这本书底令人生是的外貌吓退,以为它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是太难懂了。它是用一种简单而明朗的风格写出的,尽可能少用术语——就是出现了一些,大都也就其意义替外行的读者作了清楚的解释。贝尔纳在回顾人类知识时,记述了它怎样产生和怎样发展。但他所特别注意的还在它过去怎样曾经为人类服务,以及它将来怎样能够和将要做到更好地     

评《W.詹姆斯的生平和思想》一书

G.E.迈尔斯的关于W.詹姆斯的生平和思想一书是一部杰作(William James:His Life andThought,by G.E.Myers.628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印刷厂,1986年)。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胜过R.B.佩里(Perry)的里程碑之作——《W.詹姆斯的思想与性格》,而成为对詹姆斯的哲学和心理学之最渊博说明与评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无对抗?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近来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问题的辩论仍在继续。我仅就我认为是核心性的一个问题谈点看法。对于现实地看待这些矛盾的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弄清它们的性质。的确——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产生对抗,或者说,它是否仅有非对抗性矛盾?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能确定社会的革命性改革的任务及其发展前景。     

J.哈贝马斯理论中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引言 60岁的J.哈贝马斯已经由于捍卫批判的社会科学而声名大作,该理论把诸对象看作潜在主体,而不是将其客体化。根据他的科学的理论,一种批判的社会科学应该得到解放旨趣而不仅仅是技术或解释学旨趣(哈贝马斯,1969)的指导。在他的新近著作中,由于某些合理理由,哈贝马斯(1981)不再     

怀疑论的哲学

我们对世界能知道什么?我们何以能够思考和谈论它?这两个大问题决定了哲学的两个主要领域。知识论讨论认识问题:什么是知识?我们能够知道多少?我们能确定什么?我们的信念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得到证实?逻辑或语言哲学致力探讨意义问题:我们或我们的言语所意谓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指称外在世界的事物?我们通过什么推论过程才能合理地从一个陈述过渡到另一个陈述? 在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中,逻辑现在经常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部分。意义问题被赋予某种     

P.O.克利斯特勒自传

1905年5月22日我生于柏林一个中等阶级家庭。我就读于蒙森中等人文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学习法语和文学,学习德国文学和作文,学习算术和历史。在中学读柏拉图著作,我很受感动。在课外时间,我读了很多文学,包括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著作,读过易卜生的关于皇帝朱连的一出戏剧,通过这一戏剧,我才知道(当时并不晓得)些拿破仑的思想。     

《儿童行为问卷表》(CBQ)的测定研究

本研究采用《儿童行为问卷表》对中国上海的468名3～7岁的儿童进行了测定.对儿童行为的十八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对四个年龄组与男女儿童的差异作了比较.本研究为编制中国的儿童行为量表打下了基础.     

卢卡奇的晚期哲学

讨论老年卢卡奇的哲学,不应该把我们的分析只是局限于二次大战以后,因为他的晚期哲学同他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著作之问的连续性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包含在他战前或战时著作中的哲学观点,那么甚至他的最后两部著作,即《审美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我们都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