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明与道德理性

一 近来学界有关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讨论很热烈,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大家似乎过于强调道德对经济的依附关系。当然,我们尽管不能否认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但道德在更大意义上有赖于价值理性的建构。具体说,就是道德理性或道德形上学的建立。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道德滑坡,也不能指望经济繁荣会自动带来新的道德文明。因为道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财富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如果只在经济与道德间作经验的分析,势必会陷入理论上的二律背反。     

经史之间:印顺佛教经史研究与近代知识的转型

印顺法师对现代汉语佛学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至今在汉语学界也是罕有匹敌的。近代以来,佛教学界对他的佛学观念和思想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可谓法海微波。个人以为,对印顺佛教思想的解读不仅要从佛教思想的内部义理与     

曹溪禅学典据考释——从《大乘起信论》看曹溪禅学的形成与开展

尽管禅师们大多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历代祖师也往往借助于某些经论,作为与弟子接机说法或传付心印的依据.无论他们称之为“藉教悟宗”或是“方便通经”,中国禅宗曾先后以四卷《楞伽》、《文殊说般若》、《金刚般若》、《起信》,转而又以《圆觉》、《楞严》等经论作为自宗施教的典据,这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历史.于是,从禅宗所凭依的典论来研究其思想的宗风和流变,就不失为一条合法的进路.     

“反抗的现代性”：二十世纪的日本禅、京都学派与民族主义

毗邻中国的日本佛教和以佛教学说为基础而建构哲学系统的京都学派的哲人们,在20世纪上半叶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为了对抗西方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压力和挑战,为他们的思想赋予了具有相当倾向性的意识形态策略。他们从佛教的传统中学习到了一些     

超越名言 感而遂通——走出西方科学方法的困境

易,古老而玄深,探赜而索隐,它为中国古代科技的繁盛提供了一套“观象制器”的方法原理。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重新彰显出它生命的价值,焕发其生命的潜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来,“科学易”学欣欣日上,人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眼光,钩引出易学一些惊人的价值。然而,我个人认为,对易的科学研究不应只限于现代科学的诠释而更应注重深发易所蕴涵的独异的方法原理,剥去其神秘的外衣,吸取其合理的内核,为我们现代科学提供一套新的方法系统,帮助我们走出西方科学方法所面临的某些困境与悖论。     

宗教史研究如何面对经验与文本:以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为例

本文以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研究为案例,主要探究宗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文本与经验的复杂关系,这对于宗教思想史研究来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从80年代"思想史"到90年代"学术史"的转型脉络中,来说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嬗变与得失。第二部分阐明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方法论经验,特别是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史学关系来加以分析,论述了哲学、新史学及经学等不同类型佛学研究的方式及其特点,并指出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内学研究对现代中国佛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最后,论文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佛学史研究受到域外研究的深刻影响,并从中深刻地反思与阐释如何恰当地处理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在地经验与域外传统的关系。     

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

一、经典诠释与正统性(orthodoxy)的建立 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天台已经逐渐式微,而处于社会思潮的边缘,思想上是禅、华严与唯识三家的天下,"三者率皆以道行卓名播九重,且为帝王师范,故得侈时其学".所以当天台湛然开始试图重建正统性的时候,他面临着与诸宗抗衡,"横身受敌"的局面.①在义学上,天台一直以华严宗系作为自家主要的敌手,特别要辟华严为"异端","两家(台贤)学者,枘凿冰碳".②<起信论>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一部颇有争议性的论典,但在唐代经过华严祖师的努力(特别是法藏),该论已经被经典化并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     

哲学史研究中的有效解释及规则

编者按：治学笔谈以发表学者治学的心得为主。从前面已经发表的文章看，对方法的关注已成为学术成功的重要前提。这次发表龚隽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评论，可以看作是对陈少明、徐友渔等人的文章的回应。本刊期望将方法问题讨论引向深入，并欢迎有识之士踊跃发表自...     

论僧肇

一、僧肇生平及著述 僧肇,俗姓张,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寿仅三十一岁。 据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七《僧肇传》中载;僧肇自幼家贫,靠庸书为生,遂得以历观经史,但他的志趣在于玄微思辨之学,对老庄之言尤嗜,曾读老子《道德经》,叹其“美则美矣”而“犹未尽善”。后见《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方知学处所归,于是出家为     

近代佛学从经世到学术的命运走向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讲经世，大凡都不外儒家经学的范围。但无论是顾炎武等人的汉学（古文经学）运动，还是后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今文经学，热闹一阵之后，仍显得无力回天，不能为社会提供更深远的发展动力和价值关怀。随着西洋学术的传入，连带引起对印度哲学的兴味，就使晚清以来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佛教来作为新的信念支持和安身立命之所。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稍有报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饮冰室合集》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如果说来明儒家逃于排佛，还不得木为敷衍门面，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