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自然

一阳明的良知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达到了儒家主体哲学的高峰。但是这所谓主体,既不能理解为主客对立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也不能理解为“本体即实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只能理解为“天人合一”论的德性主体或生命主体。作为生命主体,良知与自然界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有机联系。阳明说,良知是“灵明”,这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界的“感应之机”上说的。所谓“感应”,不是反应与被反应,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相互感通的关系。物我相通,内外相通,天人相通,我的灵明就是天地万物的灵明,是一体相通的。阳明又说,良知不是一团血肉之心…     

“此心光明”:王阳明的生死觉化与良知体证

王阳明早年出入儒释道,经龙场大悟觉化生死一念,实现了生命的彻底超拔。考诸阳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乃是基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理念:人心与天地万物神感神应,即是一体之仁的感通不已,亦即彻生彻死之"真己";但为私欲执著所遮蔽,众生沉沦于"躯壳之己",故有"小我"之生死。体证生死的关键,在于挺立知是知非之良知,笃行事上磨炼之工夫,真诚地面对现前一念,破除私欲执著之遮蔽,恢复一体之仁的神感神应,以证入"大我"之化境。然而,一体之仁的体证,不离伦物之感应,故自我的生死超越,关乎他者的生命安顿。因此,阳明之生死觉化,既未堕于虚无寂灭之窠臼,亦未落于自求解脱之坑堑,正是通过对长生不死的视域转化,阳明构建起了"致良知"的道德形上学。     

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

合一性是王阳明哲学思维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无论是在对于世界本质的总体把握上,还是在对认知与行动、不同修养工夫、人与天地万物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王阳明哲学都呈现出了合一性的思维特质。这既是心学思维的简约与高妙之展现,更反映了王阳明对人与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分裂性的深切忧患。由此观之,“心理合一”意味着从内在心体来理解世界的普遍一致性,以“心”统“殊”来弥合人心与外在世界的分裂;“知行合一”意味着从意念与行动的一体化来理解人类道德,以此连接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之间的脱节;“只是一个工夫”意味着只有将不同修养工夫统一到“良知之悟”,才可能避免形式繁多的修养工夫流入支离;“天地万物为一体”意味着从整体一元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应然状态,以此消除不同个体的孤立性存在状态。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对于在多样性、分化性的世界中寻找同一性、一致性的理论致思,具有积极的思想资源价值。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主体性的自我澄明:论王阳明“致良知”说

本文简要论述王阳明“致良知”说作为生存论的基本内涵。王阳明将《大学》“致知”之说阐释为“致良知”,同时也就将朱熹藉此所建构的知识世界转换为主体的生存世界。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在个体的经验生存中的可能“隔断”,成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起点;要求去除“隔断”而实现良知于经验生存中的通体贯彻,成为“致良知”的核心要义;“诚意”则是消除“隔断”而确保心体之真实体现的切要工夫。作者因此而鉴别出“致良知”的二重维度。“良知”即是“中体”,即是“未发之中”,故“致良知”即是“致中和”。“中”的实现,即是事物实在之真实情状的还原,即是真理的实现。     

以良知为圣──心学视野中的圣人

本文旨在对王阳明确立的心学圣人观作分析批评。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心学圣人观,对于“成圣何以可能？”这一儒家始终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从“心之良知是谓圣”的命题出发,推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及“个个人心有仲尼”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王阳明使“圣人”成为一个内在的观念,从而也使它的通俗化变得可能。随后出现的“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又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推向极端,反过来却构成对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否定。     

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若水哲学之比较

明代的心学运动,有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领导的江门学派并行放世。王阳明与湛若水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都标榜一种自得自成之学,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工夫唯在心上做,从而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心学”。但是,这只是基本立场的一致,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仍存在许多不容不辨的区别。黄宗益《明儒学案》之《湛若水传》中,简略而又精要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与“良知’文理解自题,可以说是湛、王论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两人学说的其他方面之…     

庄子德论发微

以《庄子》内七篇中的"德"这一观念作为中心线索进行考察,通过对"德"与"道"、"心"、"命"等概念之关系脉络的探析,可以内在地了解和呈现庄子德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在庄子这里,体道于心即为德("游心于道"),并且心只有在虚灵明觉状态之下方能体道("虚室生白"),而要使心显现其本然之虚灵明觉则须诉诸主体自身的精神修炼("德者,成和之修也"),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在战国时代心术思潮的宏观背景之下,不同于儒家基于人伦关系而建构道德观念的理论进路,庄子的理论旨趣则转而指向一种非道德(或者说超道德)意义上的精神修炼。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王阳明良知说的道德动力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说历来被认为具有道德动力义,但本文认为王阳明思想中该问题具有复杂性。王阳明本人并未对道德动力之重要性有明确认识,所以要进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做间接探讨与推论。通过对"知者意之体"的分析,可知良知可以作为本体而发用,由此推导出道德动力与情感也可作为"用"而源于良知。但仔细审视王阳明对于孟子四端之心的看法,就会看到他完全是从根源以及究极的意义理解四端之心。又由于王阳明倾向于以"知是知非"来统摄理解四端,导致"恻隐之心"等道德感情更多地被理解为"知恻隐"。这两点理解其实与朱熹并没有本质差异。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人物之际: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一个面向

本文从人物之际的角度探讨黄宗羲的"一本万殊"思想。黄宗羲从刘宗周那里接受了一个基本命题:"盈天地间皆气也。"黄宗羲的气本论在肯定人与物一气相通的同时,认为气化流行造成"万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从人物之别到人禽之辨,黄宗羲强调,人性区别于物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纯粹至善的不忍人之心。通过"心即气之灵处"的命题,一本万殊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从气到心意味着天地万物的一气相通从本然状态转变为道德明觉状态。另一方面,"心即气之灵处"意味着心与气的相互确证。心与气相互确证,这一点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认识论意义:气担保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同源性,而这一同源性进而担保了"人心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互吻合的可能性。     

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王阳明《年谱》所谓“始揭‘致良知’之教”的确切含义是指第一次明确提出“致良知”的话头;作为其立论依据的“遗书守益”之“书”可疑之处甚多;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话头的时间,很可能不在正德十六年辛巳,而在嘉靖三年甲申。《年谱》对“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当在嘉靖五年八月与嘉靖七年十月之间。     

阳明心学是先秦儒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王阳明自己十分自信的学问就是致良知之学，虽千经万典莫逃焉。但是在笔者看来，鉴于明朝中后期的特殊环境，王阳明还有没说透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切理论环节，全部走的都是一条从心性到政治的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有对社会现实、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的批判。这种路数与孔、曾、思、孟完全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尚书·尧典》、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阳明心学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追随，是中华文化合符逻辑的发展。     

王时槐的性灵说

本文以王时槐为主要对象考察阳明学中性灵说的含义。王时槐以良知为性之灵,既具有天理的道德内涵,又具有虚明灵觉的作用形式。性灵和意与形之灵不一样,性灵是天理的灵明呈现,而意与形之灵是情识知觉。性体充满宇宙而发窍于人之心,故宇宙以人为万物之灵,这是以性灵说为基础的人本主义思想。     

韩国江华阳明学派郑齐斗的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论文是关于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泰斗郑齐斗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的研究。郑齐斗的思想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功夫论构成。郑齐斗所谓良知是知是知非、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这是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继承发扬。郑齐斗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功夫,认为只有阳明的致良知才算是真正的功夫。他所说的致良知是循体而达用的功夫,而发挥良知明觉必须排除气禀物欲之私。阳明后学中侧重于前者的以王畿为代表,侧重于后者的以聂豹为代表。郑齐斗的理论就是对聂豹的"充其实"和王畿的"顺其体"的调和。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一人心（灵窍）一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与天地万物的运作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 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

“念”是王龙溪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于“本念”与“欲念”、“正念”与“邪念”的区分 ,龙溪晚年反复强调的一念工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念”作为本念与正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基本上相当于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之学 ,这时作为良知心体直接发动之端倪与萌芽的“一念之微” ,龙溪又称之为“几”,一念工夫于是相应展开为“知几”、“庶几”与“审几”的工夫 ;当“念”作为欲念与邪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相当于后天的诚意工夫。但由于“念”构成意的最小单位和瞬时状态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诚意工夫 ,用力于一念之微的诚意工夫又更为深邃绵密。因此 ,作为一体两套的完整的致良知工夫论 ,龙溪的一念工夫不仅在自己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工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工夫 ,更使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工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王阳明良知审美与现代审美

王阳明的心学以"心"为本体,核心是良知,他的心学美学是良知体验美学,"良知说"是王阳明学术的命脉。王阳明之"心学"以个体人格修养程度为准则来评价外物事物的美与否,其理论是以伦理评价为中心的人生论美学,立足于个体心性修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现代审美语境下,这种以良知为核心的审美对当代审美精神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