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的辯証法

这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报告的第四部分的扩充与展开,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四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探讨所谓“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为幌子,企图从根本上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核心即唯物辩证法。全文分四个部分,直接谈到矛盾问题的,主要是一、三两部分。     

现时代及其基本矛盾

作者宣称:本文试图研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某些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最重要特征。作者在分析了现时代的特点后说:彼此更替的对抗性的阶级形态,就剥削的实质来说是一样的,所以它们之间的矛盾不能有当前过渡时代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具有的那种深刻性、尖锐性和经常性。以两个体系斗争为其主要战场的世界革命过程,客观上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成为国内和国际生活的一切领域内争论的参加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的、最深刻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具有全面性质,它深入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这种普遍性。只有当民族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融合起来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开始逐渐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作者还断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和威力的增长,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不仅在现时代之前很久就产生了,而且在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束之前,当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占压倒优势,而帝国主义最终失去其掠夺其他民族的可能性的时候,就能得到克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所有最重要的特征来说,最深刻地表现着现时代的实质,决定着现时代的发展,因此,它是现时代的基本矛盾。作者接着分析了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表现,认为: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这个矛盾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为私有制所统治的国家在客观上都同社会主义对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同时代的其他矛盾——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垄断组织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矛盾——互相起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起来。战争与和平问题变为全人类头等重要的问题,它超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范围。作者最后作出结论说: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就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定义,是最完全、最确切的。     

东德召开第五届哲学大会

1979年11月底,东德在柏林召开第五届哲学大会。900多人参加的这次大会,讨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辩证法》。东德科学和政治生活的代表人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兄弟党的哲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E.哈恩教授的主要报告《我们时代进步的辩证法》首先要求:“闸述哲学工作的成果,制定未来的研究路线,说明马列主义哲学对我们时代迫切问题的立场”,而且自觉地反对“严重动摇人心的怀疑论。”唯物主义地分析我们时代社会进步斗争的内在的和客观的关系、相互作用、动力和规律,是认清一系列世界观问题的出发点。哈恩研究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自觉积极性,研究了这种积极性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进步

这篇文章是苏联科学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研究所写的,但以《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它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苏联新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的看法,显然是代表修正主义头子讲话的。这篇文章又臭又长,但由于它有比较大的代表性,所以一点未加删节,照译出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竭力宣扬修正主义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认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成为“现实”,民族解放革命完全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苏共修正主义者取消革命的老调——“和平过渡”论的变种。他们之所以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大作文章,只不过为了欺骗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而已。现将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了新的特点;出现了实现这条道路的新的可能性。在一系列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通过各种不同方法实现这些可能性,这就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前只有苏联边区各族人民和与苏联接壤的蒙古人民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在形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后,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内部已准备好走这条道路的国家面前都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出路只有一条——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这是一条经过一般民主改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革命变化,并不一定要通过急剧爆发的形式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可能形成这样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向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过渡成为可能和必然的。对于大多数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来说,最近时期的任务是,扩大以准备向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为目的的一般民主斗争。在彻底实现一般民主纲领的过程中,民族解放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最终将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最近几年,在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开始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派,在没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它能够引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军官和大学生。他们基本上反映非剥削阶级(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必然会促使革命民主派的进步代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形式和团结形式,以及这种团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威力的日益增长而变化。在新的条件下,解放斗争和正在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根源,取得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将为已获得解放的民族把力量集中到社会经济进步的各种根本问题上创造前提。     

科学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几点思考

现代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特点,很需要进行再认识。但是,有的同志在对它的再认识时,不能认清时代的大潮流,说什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观点已经过时,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融合”、“趋同”,这都是很错误的。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分析它的本质及其新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大趋势。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

在1958年4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矛盾问题会议上,当时还在莫斯科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任职的柯尔曼,以“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为题作了报告,阉割革命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原理。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本矛盾是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矛盾”,即“时间的不可逆性空间的可逆性之间的矛盾”。他同意沙夫的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机械运动的论断,即“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某一个地方又不在某一个地方”,是“违背了矛盾律”,是“错误的”,应该改为“物体在同一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他说,他之所以公开指出恩格斯的这个“错误”,是因为他“在国外跟唯心主义者进行过不少论战”,他们“至今都死抓住这个错误”。他这两个论点,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伊林科夫、库塔索夫)的批评,而且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也没有发表他的报告。1959年,柯尔曼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哲学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这篇报告。他的文章博得了反共哲学家们的重视与喝采。鲍亨斯基主编的《苏维埃学》第4期(1960年),即劳伯考维编的《苏维埃哲学中的矛盾原理》中,译载了柯尔曼的这篇文章。劳伯考维奇说:柯尔曼是“长期以来就已经拒绝使实证科学屈服于‘哲学的’教条之下的苏维埃哲学家”,“在他的报告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函数主义倾向,其次是对西方学者的异常肯定的评价”(《苏维埃学》第4期“引言”)。西什科夫说:“他在1958年4月莫斯科举行的矛盾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一定以其对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分析批判而发生了影响。如果说在苏联学术界关于矛盾原理的看法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那末,这绝大部分要归功于象柯尔曼、沙夫……这样一些独立的思想家的批判工作”(西德《哲学研究杂志》1962年第4期)。修正主义者受到了反主义者如此热烈的赞扬!     

对现时代和社会基本矛盾之我见

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讨论会上,对现时代和社会基本矛盾提出了多种概括(参见《哲学动态》1990年第12期),笔者试作一些评析, (一)关于对现时代的概括我赞成“大小时代结合”论的观点,因为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但大小时代如何结合,又需从人类社会的总体联系中把握。我又同意“相持阶段”的概括,但尚须作进一步的说明。作“和平与发展”的概括,从一定角度上看没有错,但它未抓住时代的本质。事实上,和平与发展,仅是两种力量斗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外在。表现,是从矛盾双方的同一性说的。概括为“相持阶段的时代”,则是从矛盾双方斗争性的角度讲的。这一概括抓住了时代的本质,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加紧社会主义建设,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无产阶级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     

論民族民主国家

作者不顾近年来一些民族民主国家中所发生的惨痛教训,美化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好像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散布关于“和平过渡”的幻想。文章一开头就说,社会主义体系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本身发展的速度、形式和途径起“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作者还谈到在反帝、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关系,片面地夸大客观因素的作用,抹煞民族民主国家实行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说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时起,就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又说,任何一国,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支持,一般都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或者不必通过其所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还说,非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有了主观条件就已足够,而是因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足够高的水平对非资本主义发展起着客观条件的作用。作者把世界上的民族民主国家分为两类。他认为:在第一类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已得到一定发展,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共产党。在另一类国家中,或者根本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微弱到还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已经形成的阶级来谈论。因此,在这里,劳动农民、手工业者、萌芽的工人阶级、民主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阶层结成联盟,而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领导这一联盟,领导这一政府。在这类条件下,民族民主国家也将是人民的政权,而且,“人民”这一范畴本身“可能还不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接着,作者断章取义地引证列宁的话:绝不能以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顶替阶级专政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府成员中,工人和共产党人不一定占多数,只要在第一阶段主要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保证对这一政府从下面施加充分的压力就行了。作者把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采取“和平方式”的。总之,他力图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暗示民族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等革命力量不必准备在必要时推翻现存政权并进行武装斗争,实质上是要从思想上解除它们的武装。     

辩证法的操作原理与公式

R.海斯是目前西德反辩证法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基本观点是“辩证法中没有真理”,辩证法违背形式逻辑与科学思维。这里译出的是他的《辩证法的本质与形式》(1959年科伦——柏林版)第四章第四——七节(第四节节译,第五、六、七节全译)。作者歪曲哲学史的真面貌,否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性质,竟然认为黑格尔、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有同一种辩证法。作者给辩证法捏造了三个“操作原理”,即否定、矛盾和程序,说由否定活动产生出矛盾,矛盾两方综合为统一,如此类推,构成辩证运动的程序。作者将这三个“操作原理”归结为一个公式,即正反合三段式,说这个公式是“死板的和勉强的,毫无趣味的和不结果实的”。     

社会发展的哲学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苏联学术界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指出,苏联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过分沉溺于研究十分烦琐细小的题目、积累材料和对材料作简单的描述,而低估哲学概括的意义。但他胡说这种情况也是所谓“个人迷信的环境”造成的。他说,过去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严历批评,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中贬低理论思维的现象。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反对建立一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具体社会学”,也反对把对经济、劳动,文化、家庭、日常生活等等的研究包括到社会学的对象之中,反对把社会学理解为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作者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些地方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需要”。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阶级对抗和其他社会对抗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否被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所代替呢?如果不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矛盾是怎样的呢?他还认为,关于个人及共本质、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现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作者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意识、精神因素在现时代的巨大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以特殊的形式在增长着。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作用正在增长,它力求把某些计划因素引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整体化的倾向,市场关系局部地得到调整”。他还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抑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里,作者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又说,在目前的苏联,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用来解决共同任务的政治工具。他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庸俗化,,的幌子下,反对阶级观点,宣扬阶级调和论。他故意把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民族解放斗争就不是阶级斗争。他不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说什么“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把一切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并在适当条件下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宣扬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说“达种危险性迫使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不顾阶级差别而力求团结起来”,而且“甚至垄断资本的个别集团也是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的”。     

苏联哲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几个問題的討論

苏联“哲学問題”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二期發表了斯捷潘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發展中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一文(譯文見“学習译丛”1955年第10期)。这篇文章發表后,苏联哲学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矛盾的問题展开了討論,这一討論至今仍在繼續进行。这是一次具有丰富內容和巨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討論,很值得我們重視。現将討論中的几个問题(不是全部問题)的主要論点(不是全部論点)簡要地介紹出来。以下分两部分介紹:第一部分是关于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动力的問题;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問题的其他几点意見和看法。关于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动力的問題,有四种意見:(一) 矛盾是發展的动力或泉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     

关于苏联的生产关系

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在他最近一篇文章中阐发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一)剥削在苏联是一种主要现象;(二)苏联的领导阶层是一个剥削阶级;(三)把这个阶级称作资本主义的阶级同把苏联标志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差不了多少。保尔·斯威兹指出,他宁愿“根据我们当前的认识水平”来说明苏联的剥削的社会和正在发展中的阶级的确切性质。我们认为,认识苏联的剥削和苏联领导阶层剥削阶级的特点,具有头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科学向来认为,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辩证的矛盾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由辩证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则要通过矛盾的揭露和解决,通过新与旧的斗争。发展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根源于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当今世界中的人道主义

1963年秋,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Н.费多谢耶夫院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1964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将苏联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加以补充,增添了一些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会议上的发言的批评,汇集在《人和时代》一书中出版。这本书共收入有关报告十三篇,这里译出的是费多谢耶夫的报告的头两节(这两节中略有删节),后两节“人的全面发展”、“今日的人和人类的命运”未译。在这两节中,作者首先叙述人和人道主义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其次批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会上的发言,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最后论证他所主张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在文章中,他诽谤说,《共产党宣言》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头一个宣言,而苏联第一部宪法中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权利宣言》则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法律上的头一次表现。他贬低甚至否认革命斗争的作用,宣称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不可能建立在暴力之上,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暴力是没有地位的,那种认为暴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反人道主义的。他还特别强调个人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有个性的人,共产主义把个人从社会机体中抽出来,大大提高个人的意义和尊严,共产主义是人类和个人的最高繁荣。     

辯証法的本质——以黑格尔为中心

正如小标题所示,本文是以黑格尔为中心的。作者首先叙述了哲学史上各派的辩证法及反辩证法者的辩证法观,并据此而把辩证法分为普遍的辩证法、客观的辩证法、主观的辩证法、主体的辩证法、无的辩证法;进而又把普遍的辩证法细分为唯心的和唯物的,把主观的辩证法细分为否定的和肯定的。第二、作者认为,辩证法是矛盾的逻辑学。在作者看来,解决矛盾就要以矛盾为前提,因此就必须承认存在着的矛盾,否则就谈不到解决矛盾。第三、作者通过他对黑格尔的矛盾和否定概念的分析,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的逻辑学”,他的理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体系,这意味着它不仅是矛盾的逻辑学,而且也是包括矛盾在内的一种“广泛的否定的逻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作者看来,则是“对立的逻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对立。同时作者强调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虽然都不是矛盾的逻辑学,可是矛盾却被认为是否定和对立的最根本的、最尖锐的形态。第四、作者又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辩证逻辑乃是存在论的,因而也就必须承认矛盾的客观性、实在性,亦即存在着的矛盾。在作者看来,运动就是存在着的矛盾;但是作者却又说:“如果否定客观的辩证法,主观的、肯定的辩证法也就不能成立;反之,如果忽视主观的(肯定的)辩证法,客观的辩证法也就不能生存下来。”最后,作者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契机即悟性的、辩证的、思辨的三个契机作了分析和解释,说明了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近期哲学新书选目

马克思主义史(1)(南)弗兰尼茨基著李嘉 思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 .8 486页《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析(修订本) 张愁泽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0唯物辩证法理论概要(苏)费多谢耶夫等著愚 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0 286页现时代的辩证法(苏)费多谢耶夫著李亚卿、 张惠卿译东方出版社1986.7 748页颇动—写在“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哲学现代 化丛书)李晓明、冯平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10 194页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苏) 伊利延科夫著郭铁民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10 282页运动与静止(哲学入门)王兴国著湖南人民…     

弗洛姆人道主义和平伦理思想

在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中,和平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弗洛姆继承了先知及近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和平思想,厘清了和平的两种内涵,揭露了人的贪欲和破坏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导致人的贪欲增长和技术社会带来的人的主体性丧失和核战争的危险。因此,他积极探索构建世界和平的伦理对策,提出应当重塑人性,发展爱、理性、创造性等人的第一潜能,促进彼此了解,以团结取代对抗,维护社会公平,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及其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分会、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社科联联合发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学术讨论会暨全国第七次社会主义辩证法研讨会于1992年10月7日至12日在南通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近60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31篇。与会代表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围绕会议主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有关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