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依恋安全性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以41对新婚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与问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夫妻冲突和支持、依恋安全性和婚姻质量之间的相互机制进行探索。结果显示：（1）妻子的婚姻质量更受到问题解决情境中（而不是社会支持）夫妻的积极行为（而不是消极行为）的影响;丈夫的婚姻质量更受到社会支持情境（而不是问题解决）中夫妻的消极行为（而不是积极行为）的影响;（2）妻子的依恋安全性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质量,但丈夫的依恋安全性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3）妻子的依恋安全性在丈夫和妻子的问题解决积极行为对妻子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丈夫的依恋安全性在夫妻问题解决、社会支持行为与丈夫婚姻质量的关系之间不起作用。     

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探讨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婚姻满意度的特点及其关系。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辽阳市已婚完整家庭1～10年的夫妻620对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夫妻报告的前三项冲突是：家务琐事、不良习惯和交流解决问题方面。在家务琐事、交流解决问题和孩子方面,妻子报告的冲突显著多于丈夫;妻子报告的双方回避应对显著多于丈夫;2）人际关系冲突和工作方面的冲突分别对妻子和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双方都报告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对对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但妻子报告的人际关系冲突对丈夫婚姻满意的预测作用更大;3）自己和对方的应对策略在妻子报告的冲突与婚姻满意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丈夫报告的冲突与婚姻满意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

选取北京389对夫妻,采用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问卷,探讨了婚姻压力和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现状,以及承诺和支持在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丈夫的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及提供信息支持的水平显著高于妻子。(2)婚姻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夫妻各自的婚姻质量,但只有妻子感知的婚姻压力能显著负向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3)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即自身和配偶的承诺和支持水平,只能在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丈夫身上并未发现这一效应。     

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澳门（118对）和东北地区（266对）夫妻进行研究,以检验两地夫妻沟通模式的差异,及其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结果发现：澳门夫妻双方回避沟通显著少于东北夫妻;两地夫妻报告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行为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行为;建设性沟通对两地夫妻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力最强;要求/回避沟通只对澳门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力。两地妻子的建设性沟通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而只有东北地区丈夫的建设性沟通能正向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     

婚姻承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夫妻牺牲行为的中介作用

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关系近年来是婚姻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课题。承诺是保持婚姻的意愿,会导致婚姻中牺牲行为的产生。然而,承诺和牺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至今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那么,承诺对婚姻质量影响的不一致是否是因为牺牲所起作用的不一致导致?以往研究并没有得到探讨。为此,从北京选取389对夫妻,采用夫妻独立作答的方式,对他们的婚姻承诺,牺牲行为和婚姻质量进行测查,以探讨婚姻承诺、牺牲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以及牺牲在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关系间的作用。结果发现:(1)丈夫对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感知显著高于妻子;并且丈夫比妻子报告有更多的"行动服务"上的牺牲行为。(2)夫妻的婚姻承诺对自身牺牲频率和婚姻质量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妻子的婚姻承诺还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3)丈夫的牺牲频率在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也能显著预测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妻子的牺牲频率在本身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的牺牲行为对婚姻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夫妻依恋风格、婚姻归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的依恋风格、婚姻归因与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北京地区选取155对夫妻,采用Brennan等(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Stander编制的婚姻归因量表(MA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报告其依恋风格、婚姻归因方式和感知到的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1)夫妻对婚姻质量的总体知觉较为一致,但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妻子;(2)夫妻双方在回避依恋和焦虑依恋两个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婚姻归因上,妻子比丈夫表现出了更多的消极归因;(3)妻子的消极依恋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丈夫的消极依恋对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的依恋风格、归因方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的依恋风格不能显著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但其归因方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的归因方式并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原生家庭父母冲突、 夫妻冲突解决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63对夫妻的原生家庭父母冲突、 夫妻冲突解决模式和婚姻质量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个体的原生家庭父母冲突与自身以及配偶的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2)丈夫的原生家庭冲突可以预测自身以及妻子的冲突解决模式,妻子的原生家庭冲突可预测丈夫的冲突解决模式;(3)丈夫夫妻冲突解决模式在双方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对自...     

夫妻价值观相似性、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夫妻相似性和婚姻质量的关系一直是婚姻适应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至今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而且两者间的作用机制也没有得到充分探讨。为此,从澳门选取132对夫妻,采用夫妻独立作答的方式,对他们的价值观,沟通模式和婚姻适应进行测查,以探讨夫妻价值观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沟通在夫妻价值观相似性和婚姻质量两者关系间的作用。经t检验、阶层内相关和结构方差模型分析,结果发现:(1)夫妻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相似性,其实夫妻的相似性明显多于随机配对的夫妻;也存在差异,其中丈夫比妻子更看重权力和成就;(2)丈夫报告的双方回避沟通明显多于妻子,但其报告的婚姻满意度和情感表达明显好于妻子;(3)研究不仅验证了以往研究结果,即夫妻越相似,其婚姻质量就越高,而且进一步发现这种关系通过沟通起作用。最后,研究得出结论,伴侣选择应是相似和互补结合的产物,而沟通是夫妻关系的基石。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夫妻生活事件、归因方式及其与婚姻冲突的关系

探讨夫妻生活事件、归因方式及其与婚姻冲突的关系。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辽阳市已婚完整家庭1～10年的夫妻620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夫妻报告的前三项冲突领域是家务琐事、不良习惯和交流解决问题方面;妻子和丈夫报告的生活事件解释了婚姻冲突15.4%和11.9%的变异,归因解释了28.7%和24.7%的变异;归因在夫妻报告的生活事件和婚姻冲突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新婚夫妻接收配偶支持的情感覆盖效应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观察研究范式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41对新婚夫妻进行提供支持、接收支持以及婚姻满意度测量,探讨提供支持与配偶接收支持之间关系的性别效应及婚姻满意度的情感覆盖效应.结果显示：①妻子提供的支持可以预测丈夫接收到的支持,但丈夫提供的支持不能预测妻子接收到的支持.②妻子接收到的支持与丈夫提供的支持之间的不一致受婚姻满意度的情感覆盖效应的调节,而丈夫则没有这种效应.结论：妻子在对丈夫的支持行为进行解码时,更多受到婚姻满意度的情感覆盖效应影响.     

幼儿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父母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以285名幼儿家长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婚姻冲突对权威教养和专制教养的差别效应以及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幼儿父母的婚姻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权威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其专制教养,婚姻冲突对两类教养的预测作用大小无显著差异;(2)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冲突与权威教养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这种调节作用不存在家长性别的差异:较少使用认知重评或较多使用表达抑制的家长,其婚姻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权威教养;经常使用认知重评或较少使用表达抑制的家长,其婚姻冲突对权威教养的影响不显著。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冲突与专制教养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婚姻倦怠的关系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溢出效应模型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婚姻倦怠的影响机制。使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伴侣支持应对问卷(来自伴侣的支持应对和共同应对)和婚姻倦怠量表对1620位已婚的各行业职场人士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婚姻倦怠和工作对家庭的冲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通过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对婚姻倦怠起到预测作用;(3)伴侣支持应对调节了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对婚姻倦怠的影响。本研究为如何降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婚姻倦怠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指导。     

夫妻互动类型异同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启示

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对106对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互动行为进行录像并编码,探索丈夫和妻子互动类型的异同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旨在为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提供建议。研究发现:(1)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呈现跨情境上"量"的变化,跨性别上"质"的差异。(2)"温暖支持型"和"敌意-退缩型"的丈夫和妻子,自己及配偶的婚姻质量都分别稳定地的居于最好和最差的一组。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传统内敛型"、"微敌意型"的丈夫,与"温暖支持型"一样,其妻子婚姻质量都处于最好的一组;但"微敌意型"的妻子,其丈夫婚姻质量处于最差的一组;"理智型"和"激烈型"的妻子,其丈夫婚姻质量得分都处于较高的一组。研究根据以上结果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关键互动模式""关键领域""关键对象"提出建议。     

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

采用观察法对106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并采用在中国被试中经过修订的IFIRS进行编码;以即时互动满意度和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分别作为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预测指标,检验夫妻互动行为两种效应的不同。结果发现:(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和积极情绪分别在自己的社会支持和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和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问题解决和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具有客体效应。     

新生婴儿父母养育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配偶支持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考察养育压力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配偶支持在二者中的中介作用。招募90对北京市新生婴儿父母,采用婚姻质量量表、养育压力量表以及亲密关系支持量表进行施测,并采取主-客体互倚模型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研究发现:(1)丈夫与妻子的养育压力、婚姻质量、自身所感知到的配偶支持都呈显著正相关;(2)只有丈夫的养育压力不仅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还能够负向预测妻子的婚姻质量;(3)丈夫自身感知到的配偶支持水平在其养育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高中生父母婚姻冲突、焦虑与教养方式：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两所高中学生的1024对父母进行调查,借助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分析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无论父亲还是母亲报告的婚姻冲突均负向预测自身的温暖接纳,正向预测自身的拒绝惩罚;(2)母亲焦虑加剧了父亲婚姻冲突对母亲温暖接纳的负向客体预测,缓和了母亲婚姻冲突对自身温暖接纳的负向主体预测;(3)父亲焦虑加剧了父亲婚姻冲突对自身拒绝惩罚的正向主体预测,母亲焦虑缓和了父亲婚姻冲突对母亲拒绝惩罚的正向客体预测。结果有助于从二元视角理解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父母冲突、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独生与非独生的调节作用

以452名青少年及其父母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亲子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独生与非独生对上述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独生家庭的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显著优于非独生家庭;独生与非独生家庭的父母冲突没有显著差异;（2）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母子亲密与母子冲突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父子亲密与父子冲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母子亲密在父母冲突预测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作用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上没有差异,母子冲突的中介作用仅在独生子女上显著。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母亲应尤其注意将父母冲突所带来的消极情感消化在夫妻系统内部。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与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夫妻成对数据的分析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反映了个体在关系中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虽然有很多研究证实了依恋风格与关系质量存在紧密关联,但自我和他人两个工作模型是否在预测关系质量上存在差异性尚未得到明确回答。本研究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直接考察自我模型与他人模型分别以怎样的方式预测婚姻满意度。研究使用问卷法对112对老年夫妻的内部工作模型、夫妻依恋取向、婚姻满意度等进行了测量,采用中介模型、交叉互倚模型以及方差分析分别从被试个体、夫妻主客体效应、以及夫妻匹配模式三个分析视角考察了依恋的两种内部工作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性。结果发现,相比他人模型,老年人自我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更为密切,且可以通过夫妻依恋双维度对其产生影响。但同时也发现,老年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受到夫妻角色差异的影响：对于丈夫而言,自我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更为紧密,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主导地位有关;而对于妻子而言,他人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更为紧密,这可能与女性在社会互动中更倾向于关系导向有关,也可能是传统文化中的“夫为妻纲”对老年女性的影响使然。     

溢出-交叉视角下工作狂对配偶孤独感的影响

基于溢出-交叉的视角,采用工作狂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孤独感量表对国内242个双职工家庭进行调查,探索工作狂对配偶孤独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果表明,工作狂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继而正向影响配偶的孤独感,但是丈夫工作狂对妻子孤独感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妻子工作狂对丈夫孤独感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即丈夫工作家庭冲突完全中介丈夫工作狂对妻子孤独感的影响,而妻子工作家庭冲突部分中介妻子工作狂对丈夫孤独感的影响。此外,孤独感在双职工夫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交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