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范式与中国逻辑史研究

逻辑学东渐,启发了梁启超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家逻辑形成了梁启超研究范式,并影响着中国逻辑史的百年研究。在对其研究范式的肯定与否定的争论中,形成了三种主要立场：中国形式逻辑史、中国名学与辩学史、中国符号学史。我们认为,逻辑观的问题是解决中国逻辑史界论争的关键。     

墨家逻辑学研究何以可能

从1904年梁启超的著作<墨子之论理学>问世以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已经百年.梁启超开了在普通逻辑框架下研究墨家逻辑学的先河,这种研究范式效仿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时至今日效仿者与批评者依然争论不断.近几年读了中国逻辑史方面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如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周云之主编的<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和孙中原、程仲棠等先生的论文,他们的学术观点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而且分歧颇大,体现出他们对未来墨家逻辑学研究的学术关怀.就墨家逻辑学研究什么,如何去研究,崔著和周著引发我们的思考.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种立场

先秦时期有没有逻辑,如果有逻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自从梁启超开始研究墨家论理学(逻辑学)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西方逻辑学的争论.例如,梁启超、虞愚等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当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没有西方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学.建国后,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界一直存在着分歧.自198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广州成立以来,开始了有组织的学术讨论和集体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成果面世,出现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从这些著作和论文看,20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国逻辑史界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中国逻辑史是名学和辩学史、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是中国古代符号学史.     

中国逻辑史应坚持科学的对比研究

中国逻辑史界在完成大型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和《中国逻辑史》(五卷本)以后,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逻史研究水平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要提高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水平,就应该扩大对古代政治、哲学、语言等其它方面的研究范围,逻辑史就应该是中国古汉语的语义学史。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搞好古文经典的校释,准确理解古文经典的原意,自然是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基础,但提高现代逻辑科学(这里也包括正确的传统逻辑知识——下同)的水平,学会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加强科学的对比研究,乃是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我国对古代逻辑的自觉研究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章太炎和梁启超,章太炎写有《原名》     

《墨经》逻辑是中国古代(传统)形式逻辑的杰出代表——评所谓“论辩逻辑”、“非形式逻辑”和“前形式逻辑”说

<正> 在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上,梁启超最早于1904年撰写了《墨子之论理学》一文,试图用西方传统逻辑的观点概要介绍了《墨经》中的逻辑思想。1922年,作为我国第一本中国逻辑史专著、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在国内出版,也肯定了《墨经》六篇中有重要的逻辑推理学说。自此以后,《墨经》逻辑就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几乎所有涉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通史或段史著作都把墨经逻辑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重点和主要代表,对墨经逻辑思想的发掘也越来越丰富。解放后还先后出版了四本墨经逻辑的专著,而且都把墨经逻辑描述为一个相当完整、相当科学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墨经逻辑学”或     

对象的明确和方法的更新──论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产生了一系列争论。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传统）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古汉语的语义学;内涵逻辑;自然语言逻辑;等等。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现代逻辑;传统逻辑;自然语言逻辑;语义学;等等。这些争论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疑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在这些讨论中,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模糊认识,这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疑又是十分不利的。本文仅就几个基本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一、对象问题当我…     

《易经》与中国的类比逻辑

早在八十年代初,即中国逻辑史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开展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的讨论,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十几年过去,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底色,对中国逻辑史进行了专题、段代、全史的描绘,无论淡妆还是浓抹,中国逻辑史的面貌,总算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展示。就象人类学家们孜孜以求人类究竟起源于几个种类的答案一样,文化史专家们也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而苦苦探索着这两种文化的形成机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中华民族的逻辑思维包括推理形式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它的形成机制和独特的形式结构。有了这样的基础,才有可能通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同异,将中国逻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中国逻辑史是否应当是中国形式逻辑史的一场争论

在1980年的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就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除对辩证逻辑的性质持有不同意见外,一致承认中国古代有相当丰富的属于(传统)形式逻辑范围的思想和理论,中国逻辑史应当主要是中国形式逻辑思想发展史。因此,大家一致同意以形式逻辑为范围选编一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一部《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现在这两大部著作都早已完稿,著作已经出版,资料亦将出齐。这两年来,由于国外有关“非形式逻辑”、“内涵逻辑”、“语义学”新概念、新观点的进一步引入,一些同志在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等解和论点,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逻辑史是否应当是中国形式逻辑思想发展史的争论,理其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非形式逻辑史”;(2)“语义学史”或“古汉语语义学史”     

谁的概念史,谁之合理性:三种类型的比较分析

概念史研究正成为中国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新议题与新视角,但其用法比较混乱,需要澄清其背后不同的方法论支撑与局限。三种研究范畴涉及概念史研究,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诺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以观念实在论为逻辑前提,重视人类思想深层次稳定不变的观念单元,使概念史成为不同经典作品对同一观念单元的历时性表达。科塞勒克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实在论为逻辑前提,概念史就成为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把思想观念纳入社会变迁的同一范畴,在史观、史料、概念选择方面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是语词史的典范,关注重要语词的词义变化,以此展示概念、观念与社会的同频变化。三种概念史类型对深层的观念、表层的语言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各有侧重,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集中关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转型问题。中国概念史研究需要警惕"语言的牢笼",思考西方思想与传统观念如何共同塑造现代中国社会。     

论荀子的心学论证——以《正名》为例

中国逻辑史界的中国逻辑研究既有名称的不同,又有研究内容的差异,主流的中国逻辑观念是以西方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为参照的。如果将先秦逻辑确立为一种"正名-用名"论证类型,那么《荀子·正名》之"正名"在于"正心",确立"名"的所指,以满足治国的要求。其"用名"思想是对圣人、君子之辩说的考量,形成荀子心学的论证体系。不过,《荀子·正名》将"正人心"的要求放大到一般的正名原则,又体现出先秦逻辑的一般特征。     

基于“位”范畴的“白马非马”论

先秦逻辑研究有"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两种范式,作为前种范式之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为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后种范式基于文本与文本时代特征衍生出文本义理,归为历史学(如中国逻辑史等)领域。"‘白马非马’论证"研究也不例外,有"白马非马"论证兼名说、复合名词说、形式化理论说、诡辩说、任意对象理论说等,也有"唯谓"说、"物–物指"说等。本文提出了"唯位"说,即"白马非马"命题提出的理论根据是"位其所位",这里涉及"物、实、指、名、位、谓"诸范畴;并进而论证《公孙龙子》逻辑理论篇为《名实论》与《指物论》,其中《指物论》补充《名实论》里的"物"与"指"关系,例证篇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其中《通变论》与《坚白论》完善《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例证,得出"白马非马"论证是先秦思想孕育出的一种逻辑。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近10年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突出的成果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和五卷本《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以及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逻辑史教程》等。从思想上讲,大多数同志认识到了中国认识论史和中国辩证法史不能代替中国逻辑史;认识到了所谓逻辑史,不是用逻辑的历史,而是讲逻辑的历史。     

近十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与趋势

<正>中国逻辑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初。关于20世纪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概况,张晴在《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2007)一书中做了详尽的描述与透彻的分析。近十年来,接续近代研究的热潮,中国逻辑史研究再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其间出现的大量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采     

“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唯一的逻辑”引发的困惑与质疑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岳霖先生以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唯一和普遍的逻辑学观念,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否认逻辑与文化的联系,坚持逻辑的唯一性和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唯一性与普遍性,这些是提出“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依据。上述观点将会面对由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学学科性质以及逻辑史所展示的事实所引发的诸多困惑与质疑。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依附于人类的文化,即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当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状态时,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共性,也有由民族地域不同而显现的个性。在中国,先秦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尺度与治国纲纪的构想、建立和实践,它的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中的经验。以“类同”为依据进行“以类取,以类予”推演的“推类”,成为先秦时期逻辑思维中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同时也成为先秦逻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逻辑学是有别于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研究中国逻辑离不开对欧洲传统逻辑的借鉴,在这种借鉴研究中,应用比较法的关键有三：第一,被比较的诸对象都把与之相比较的对象视为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对立者或规范者;第二,在见其同异中,比较以见其相异乃更为重要。第三,对研究对象的异点给出制约因素的分析,就中国逻辑研究而言,就是“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     

也谈中国逻辑史研究若干问题--与孙中原教授商榷

《哲学动态》 2 0 0 1年第 7期发表了孙中原教授题为“中国逻辑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文章(以下简称“孙文”)。文章讨论了几个与中国逻辑史研究有关的问题。对于孙文中的观点 ,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冒昧地发表出来 ,敬请学界前辈及同仁批评指正。一、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存在。孙文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存在的。科学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 ,有中国古代逻辑史 ,才能有对其进行研究的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没有中国古代逻辑 ,也不会有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 ,该方向的科研选题和学位授予等都失去根据。”从这段论述看 ,是因为不…     

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存在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现象,其包括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主义认知范式五种。此五种认知范式的实践,不仅是凸显中国传统哲学内容、性质及其优缺点的过程,也是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情感磨合"的过程,从而成为分析西方哲学如何参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国哲学怎样选择与吸收西方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应确立怎样的基本形态等问题的独特视角。     

两岸“中国逻辑史”学术研讨会

2016年9月2—3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协办。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逻辑观与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科技史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逻辑史原有的研究对象,如《公孙龙子》《墨经》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将中国逻辑史的论域扩展到了算学、医学等领域。     

探寻中国伦理学的精神“原乡” ——“情”的概念史重访

做中国伦理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 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只有运用新的理念和问题框架对传统伦 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 代中国伦理学。由此观之,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研究和书写范式亟待突破。既要告别单纯哲学 史的心态,又要警惕过度理论化的陷阱;应该重返中国伦理学的精神“原乡”,立足中国伦 理思想原典,探究元问题和元概念,重建中国人自己的伦理精神家园。以“情”的概念史寻 绎为例,可以管窥中国伦理学书写中“厚概念”的生成创化及其对伦理学范式创新的典范意 义,从而回归一种“温暖”的伦理学。     

逻辑范式与中国现代时期的因明研究

因明是印度佛教五明之一,因明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汉传和藏传因明,中国现代时期的汉传因明研究以西方传统逻辑作为参照系,这种因明研究范式影响至今.依照文明平等原则,因明研究应该回到印度文化中,因明是佛教哲学的方法论.     

侯外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是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宗教思想史作了独具特色的系统性诠释,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成分、宗教思想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儒学的宗教性质等内容,指出在中国文化的建设里面不能无视宗教传统,其研究成果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对20世纪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