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双重身份的画家——郎世宁

正明清以来神秘而古老的中国吸引着西方传教士,许多人渴望前往中国,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仅26岁的郎世宁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远渡重洋前往中国传教,因绘画特长被康熙召入宫中,做了宫廷画师。从此,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洋人艺术家成为中国"西画东渐"艺术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开创了中西绘画交流与融合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华美术史的新篇章。     

17、18世纪中西艺术交流——以书法、绘画为例

十七八世纪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缩小了整个世界的交流。中西贸易密切的关系为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这些传教士的影响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也架起了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这是历史上中国与欧洲第一次正面的交锋,从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对双方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从判断是否在某个领域改变某一事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传播,使新的事物一定在与本民族的融合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北大核心CSSCISSCI

丛曙光、邱兴旺在2006年第2期《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上发表文章《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初期,以当时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阶层作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她们地位的活动,如创办女子学校、提倡女子天足、支持中国女子反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和惯例、帮助一些农村妇女识字读经、医治某些妇女的病痛等等。     

清代文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六)

三,清代文人眼中的西洋画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逐渐把西方的绘画及其技法传入中国,其作品被称为“西洋画”,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洋画,常以宗教物品出现,如早期的耶稣会以传播天主教为目的,在传教士来华时均携带了一些天主像、圣母像这样一些美术作品。根据明末清初人姜绍书’（生卒不详）所著的《无声诗史》一书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

传教士丁韪良出于借心理学来传播宗教的目的在1898年出版了《性学举隅》, 这是融入了许多西方科学心理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中国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登州文会馆的两名毕业生在丁韪良撰写《性学举隅》过程中进行了笔述工作。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心理学教材但未完成, 益智书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以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为纽带, 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构成了一副较完整的历史图景, 反映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与宗教传播有着密切联系。《性学举隅》吸收了当时西方心理学前沿性的生理心理学知识, 向中国引介了催眠术和颅相学知识, 并对中国的“五官说”、“七情说”进行了修正与补充, 同时也借用了汉字的造字法来阐述其部分心理学观点。由于丁韪良向中国传播心理学是其宣传宗教思想的手段之一, 而颜永京译述海文原著的《心灵学》更倾向于向中国传播心理学这一学科, 强调了心理学与众多学科的联系和应用价值, 因此丁韪良在心理学术语创制上的历史功绩要逊于颜永京。颜永京于1882年将psychology翻译为“心才学”, 这是目前发现心理学学科的最早汉语翻译名称。     

“西画东渐”对明清木版画的影响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采取了"入境而问俗"的"适应主义传教路线",其所带来的西洋画风被宫廷所青睐,并逐渐对中国传统木版画艺术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意趣产生了影响。西画东渐后,中国传统木版画通过吸收、变通,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样态,为天主教中国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回溯明清美术史,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洋画风"可谓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尽管传统文人阶层鄙夷这一画风,评价其为"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但不可否认,其对民间艺术手法和审美意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融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土华夏,在传天主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在中国传天主福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他交给中国的士大夫,“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入乡随俗”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楷模。     

儒道在北美

儒道发源于中国，但其影响早已超出中国本土。而较早介绍儒道给西方思想界的是来华传教士。在今日的北美，儒道的传播一是靠来到西方的华人移民及其个别在美国大学立足的华人学者，但更主要的是靠非华裔美国学者及其他有兴趣的人，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们主动了解；积极介绍，影响广泛。 在北美，只要一谈起中国宗教，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公众讲座，都首先要谈到儒和道这两个发源于中国的宗教。虽然中国人一般不把儒家当宗教，但西方人讲世界宗教总少不了讲儒．因为能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宗教”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     

19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

19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将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与形式介绍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19世纪下半叶,近代报刊逐渐走向成熟.伴随着报刊的近代化进程,这些传教士报刊还经历了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它们又是促使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     

利玛窦经验对当代传教工作的意义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只活了57岁,而其中的后2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利玛窦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将西方的“实学”传播到中国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今天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获得如此美誉,当然是教会的光荣。利氏在华传教28年     

利玛窦——中国天主教会的开拓者之一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理雅各的英译《易经》试谈《易经》的翻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近代基督宗教赞美诗集的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近代,基督宗教赞美诗集是当时“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王震亚:《西洋乐理输入探源》)这一时期编印出版了很多风格各异的赞美诗集,反映了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基督宗教音乐中国化的特点。     

19世纪在华西人西方文明化的基督教观及其神学后果

19世纪传教士们一方面致力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非西方性和普世性，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西方近代文明的优胜来彰显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从而基督教化被描述和许诺为西方文明化。这意味着基督教被重新打上西方性的烙印，亦即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之普世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其神学后果来说，19世纪传教士观念中的基督教既有限度地缓和了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属地事物的批判，又从关心灵性和彼世的视野中向世俗世界下降。此外，尽管19世纪传教士们事实上将基督教的普世性打上了西方性的烙印，整体而言他们往往拒绝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传统来建构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或者中国基督教神学，因而是狭隘的。     

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初探

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当时来华的整个西方耶稣会士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自成体系,与葡系耶稣会士分庭抗礼并最终取代其地位;还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之中,行动活跃、策略灵活,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一重要作用,但由于资料的局限,对大部分法国传教士还缺少探讨,对于法国传教士的来华过程尤其缺少专门性的研究。鉴于这一情况,作者利用在国外所接触到的某些中外文材料写成此文,专门就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过程作一专门性探讨。     

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节译

《京报》是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本文以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对清朝《京报》的翻译为个案,来思考来华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的文化情报时所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简论明末清初道耶之争--以成都教案为中心

1644年天主教在川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成都教案,是为明清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唯一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教案并未留下太多的中文记载,但在传教士记录的西文文献中可以觅得踪迹。该文从早期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出发,并立足西文原始材料,详细阐述成都教案产生的过程、特点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分析道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框架内进行宗教对话的。     

《口铎日抄》与晚明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故事叙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