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义:平等主义的范围之争

一些政治哲学家支持国内平等主义,但反对全球平等主义。他们强调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全球领域与国内领域的不相似,主张将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限制在国内。然而,这两种理由都不能否定全球平等主义。两个领域存在很多相似性,支持国内平等主义的理由也是支持全球平等主义的理由。国家的一些特征不是平等主义的必要条件,因而,全球平等主义不依赖全球领域是否与国内领域存在相似的特征。全球平等主义体现了作为道德、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平等。     

反全球平等主义理论的四个误区及其批评

能否将适用于一国之内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扩展到全球范围,是当前全球正义论争的焦点话题。反全球平等主义者主要围绕无知之幕、机会平等、国族责任和全球强制四个方面,指出全球平等主义不值得追求。本文将分析表明,这些反对者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通过主张一种"厚"的而非"薄"的全球无知之幕、"弱"的而非"强"的全球机会平等观念,以及对国族即时和历史责任的审视,要求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进行正义的再分配。此外,反全球平等主义者认为缺少全球强制性制度体系的看法也站不住脚,这种强制性体系不仅存在,还能激发平等主义的分配义务。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证成与反对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今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人们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的争论可以分为"外部之争"和"内部之争"两个方面: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之争是争论运气均等主义本身"能否证成"的问题,而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之争是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基本信条的前提下,争论应该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它.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运气均等主义要实现自我救赎,应扩大其关注的范围.     

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平等是一种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代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一些学者坚持平等论，另一些学者主张足够论，还有一些学者则偏爱优先论。平等论以平等为原则，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足够论以足够为原则，要求把人的生活水平从足够之下提高到足够之上，但对足够水平之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不给予关注。优先论主张，人的处境越差，使他们受益就越重要，因此处境更差者的利益具有优先性。虽然当代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更倾向优先论，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对这些困难的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更好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消极平等主义。     

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平等的两种观念 ——审视分配平等主义与关系平等主义之争

分配平等主义和关系平等主义的争论构成了当前平等主义研究的主要线索之一。围绕 这个争论,还原论主张关系平等主义可还原为分配平等主义,但替代论则坚持认为关系平 等主义是对分配平等主义的取代。然而,还原论不仅忽略了平等在分配领域之外以及在分配 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道德要求,而且在分配的结果上也忽视了平等本身具有独立于公平的道德 力量。替代论则由于缺乏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而难以实现其理论目标。相比之下,多元论既 承认这两种平等主义的独特性又试图把两者都容纳在内,因此具有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可以回 应挑战,也更有力地拓展了平等主义的理论视野。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全球正义:一个错误的跨越

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范围,这是一种富有道德吸引力的理论尝试。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富国及其公民们对于全球平等分配的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它没有对国家代表公民们去行动的道德资格提供说明,从而没能证明富国的公民们为自己国家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条件。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回到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主题上来,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特征,将其正当化的方式就只能是找到公民们能够同意的原则。从平等的公民身份出发将国家权力正当化,这恰恰是罗尔斯式分配正义的真正理由。当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被正当化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国家边界继续视为一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从而也就无法迈向全球平等分配了。     

“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在罗尔斯与帕菲特之间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优先主义原则:在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社会中那些最穷困的人。帕菲特认为,相比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更优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平等原则可能会遭遇"拉平反驳"和"分割的世界"这两个理论困境。帕菲特的优先原则与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理论分歧是深刻而长远的,其根源在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优先主义及其限度

优先主义作为平等主义的一种替代性分配理论而出现，其以对“绝对境况”的关注、无视人们之间的关系性考虑而具有一定的理论吸引力。在平等还是优先的争论中，优先主义只关注人们自身绝对境况的好坏，而不关心人们之间的相对关系，不关心人们相对于他人过得如何；它也不相信平等，不认为平等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这些特征使得它能够抓住一些我们的日常道德直觉，从而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优先主义理论具有一定局限性，其概念自身以及理论内部并不自洽，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困境，甚至危及了自身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地位。     

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的观念,世界主义公民具有正义感和善观念这两种道德能力,拥有理智理性与合情理性的理念,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主体。这样一种人的观念也预制了全球正义的核心理念:全球正义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个人是全球正义的终极关怀单元;伦理普遍主义是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倡导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作为世界主义公民的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理念是紧密相连、彼此印证和相互支撑的。     

运气平等主义

近30年来,"运气平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平等主义者的思考和争论。当代平等主义的争论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平等的通货,另外一个是个人责任。对于这两个层面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运气平等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即资源平等、福利平等和利益平等。虽然这些平等理论都属于运气平等主义,但无论是在通货还是在责任问题上,它们之间都存在激烈的争论。我们的分析表明,不仅这三种平等理论各自都包含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运气平等主义本身也存在内在的矛盾。     

哈里·法兰克福论平等与充足

在对分配正义的讨论中,平等主义观点近几十年来甚为流行。著名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对此提出犀利批评,并主张一种充足主义的观点,认为真正重要之事不在于比较人们之间是否平等,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即让更多的人达到充足的门槛水平。法兰克福的观点虽然具有吸引力,但研究发现,他对"充足"的定义非常模棱两可,对平等的理解也过于窄化,还忽视了充足门槛上下的不平等问题及其引发的不利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充足主义其实并不充足。充足与平等都是分配中重要的道德价值,充足不能完全离开平等而独立存在。     

"共同善"与分配正义论——社群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对社会政策研究的启示

社群主义关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论述,对人类关系模式的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原则适用范围、以社会物品多样性为基础的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和复合平等观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它将正义问题的哲学分析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不仅深化了对分配正义的认识,为当代社会分配的复杂性和可能的对策思考,提供了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证。对我们澄清以社会福利的实施为目的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评运气均等主义的三种变体理论

传统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遭到了来自平等主义和非平等主义的双重批判,运气均等主义者发展了三种变体理论来为运气均等主义辩护。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将关注的范围限定在制度领域,这难以解决与运气相关的不平等问题,它的解释更像是一种民主互惠的理想。虽然动态运气均等主义为思考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但是其所依赖的基础理论问题重重,并且其所建议的措施会导致对有才能者的奴役和对个人选择自由的限制。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没有成功解决基线悖论、偏好以及多元化的担忧问题。     

论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关系——基于关系平等主义正义理论的思考

社会平等是一种不同于分配平等的平等观,其以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尊重与对待为辩护基础,要求消除人们在支配、尊敬与地位等方面的社会等级差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安德森、舍弗勒、杨等关系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的价值要义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分配问题,社会平等才应是正义的首要关切,并意欲通过制度设置构建平等的社会。本文认为,将社会平等等同为一种正义观念的尝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尝试无法完全实现社会平等诉求。社会平等概念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其中包含正义的诉求,并超越于正义。     

论资源运气

在全球正义研究领域,一些全球平等主义者以自然资源所具有的偶然性为根据,要求在国际领域实现分配正义,从而取消资源运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其实,全球平等主义者所倡导的资源运气论证进路是值得商榷的。在有些情况下,资源丰富未必就是好运气。贝茨的资源再分配原则依赖于三个基础:假定不存在互惠合作、天赋与资源的类比、运气应当平等化,但这些基础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斯蒂纳的全球基金方案不仅低估了计算自然资源价值的困难,也忽视了自我所有权与洛克条款之间的张力。     

基因平等: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

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赋予人类以一种超级能力,以至我们可以重新编辑自己的基因。平等主义者从这种超级能力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基因平等,从而能够彻底克服天赋的不平等。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追求这种基因平等?本文的论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不应该追求"积极的基因平等",其理由有三个,即我们不知道生物学上的基因平等能否导致平等,基因平等与自由可能是冲突的,以及基因平等会面临"拉平反驳"。其次,我们应该支持"消极的基因平等",为此我们需要区分开基因治疗与基因增强,并且为基因治疗提供这样一种论证,即它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欲的。     

麦金太尔的共同体:一种批评

我们可以把共同体当作一个透镜来解析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自我理论、道德理论和正义理论。他的自我理论主张共同体优先于个人,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他的道德理论主张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于善";他的正义理论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坚持应得原则,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或权利原则。但是,麦金太尔的自我理论、道德理论和正义理论也都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     

康德的正义与康德主义的正义

作者认为当代康德主义的正义理论旨在改进康德正义理论,克服其在康德正义理论中看到的问题。然而,康德主义者对康德的批评恰恰是康德主义正义理论所遭受的批评。本文考察这些批评是否同等地适用于康德主义理论和康德的理论,并指出两种理论所依赖前提之不同。同时,本文将论证康德主义理论使用了大量的理想化预设,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被充分证成,当代康德主义者改进康德正义理论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而回到康德却能够提供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