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的“法”与“道”

两汉今文经学将经书大义统一于孔子之法,及至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将《周礼》与《左传》纳入经学体系,对经书中的制度差异,郑玄理解为虞夏殷周制度的差别,因此,在郑玄的经学体系中,出现了不同的圣人之法。但是,郑玄的经注之中,并不着意讨论这些圣人之法中是否有共同的道。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对"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郑玄的经学进入中国文明史,这一以礼为本的经典教化体系,熔铸出观念与制度的文明土壤。而在其框架中寻求"多元化的圣人之法"背后共同的"道",成为新思想的基本动力,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在这一经学背景中展开。     

建构“帝王之学”的知识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解析

<正>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向被称为"帝王之学"。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序》中说:"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其实,历史上被称为"帝王之学"的,不只是《大学衍义》,如唐太宗所撰的《帝范》、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范祖禹所撰的《帝学》等也属于"帝王之学"。《大学衍义》一书同其它讲"帝王之学"的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马融易学探微

马融治《易》用古本,上承费直,使费氏之学得有传承;又下启郑玄易学,使费氏之学得以发扬光大。他以"十翼"解《易经》,同时还以"十翼"互证易理。马融承费直之学,重视以儒理解《易》,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他重视以礼解《易》。其以儒理解《易》的另一个表现是引史注《易》。其在解《易》时十分重视象数学中的卦气说,此外还重视取象和五行说。马融解《易》皆由象数为切入点,而最终归本于人事。马融易学在汉晋易学嬗变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     

先秦飨君非礼辨

对于先秦时期臣下设宴飨君是否符合礼制的问题,经学史上争论已久。《礼记·郊特牲》中的飨君非礼之说,从者众而驳者少。然《左传》之中就已多见春秋时期臣下飨君之例,效尊铭文中也明确记载了西周时期臣下可以"纳飨于王",说明飨君非礼说不符合西周、春秋时期的史实。《郊特牲》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其飨君非礼说是战国后期君权强化的表现。     

君视疾时士东首于南牖、北墉下辨

《论语·乡党》有"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一章,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注认为"东首"的位置当在南牖之下,郑玄却认为应当在北墉之下。南牖、北墉正好是士人寝室中南北相对的两个不同位置。本文通过考查两种不同经说成立的根据,说明了郑玄"北墉下"经说的思考过程,揭示了郑玄经注的特点。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周礼》诸图研究

《周礼》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图"的记载,前人普遍将其理解为地图。从《周礼》经文出发,探讨《周礼》对图的结构性的安排与记载,并结合注疏正义,重新思考《周礼》诸图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可以发现《周礼》诸图大体可以分为军用、民用两类,未必都是地图。郑玄注更提示,在汉代,图的分类并不很明显,这一点与《周礼》经文的记载是符合的。     

《四库全书总目》所建构的易学诠释边界

四库馆臣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经学为解释方式,将历代易学派别划分为“《易》之根本”与“《易》之一端”。费直、郑玄一脉的易学和儒理易及“参证史事”派,合于儒家经学的治《易》理路,被馆臣视为“《易》之根本”;孟、京之学入于禨祥,王弼易学“说以老庄”,易图学源于道教,心学易入于禅学,不合于儒家经学的解《易》方式,被馆臣视为“《易》之一端”。馆臣的这种区分及取向,目的在于使学者分清儒家经学视域中的易学诠释边界和解释方式,同时又能为各家各派的易学思想预留一定的诠释空间。但这种本末、主次的区分,不仅加深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且使儒学内部的汉易与宋易之争走向了更为深入的分裂。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从《管子》思想谈如何提升现代企业管理者素质

《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管仲学派的言论汇编。我们尝试着从《管子》治国策略思想本源出发,从"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霸王之所治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等治国策略出发,从中看出管子对国家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从其对国家管理者素质要求推出今天企业管理者素质要求,从而使现代的企业管理者能够反思,并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     

论《明夷待访录》对方孝孺政治伦理的继承与突破

方孝孺由"为民立君"的政治起源学说推出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围绕君职论阐发了"为天养民""君臣共治"和"立法利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明夷待访录》沿袭了方孝孺政治伦理学中这些充满批判君主专制色彩的主张,在继承其民本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公私之辨"为线索,以君职、臣道和制度建构为重点,重新构筑了民本论政治哲学范式,其...     

试论张惠言礼象解《易》的学术创新

以治礼学和易学为务的清代学者张惠言,受启于郑玄以礼解《易》思想,确立礼象解《易》的治易视阈。这一视阈体现着张氏易学研究上的一定创新。其一,视阈确立本身同其以礼治进路创新清代实学形态的课题分不开;其二,礼象解《易》本身是对义理解《易》所注重的对形上之理进行玄解之治学方法的一种"解放";其三,礼象解《易》本身也是对郑玄易学的创新。总之,经过综合创新的张氏易学以虞翻消息说取代了郑氏爻辰说,以阴阳二气的消息归正实现宇宙社会秩序,并把体现为宇宙秩序的"天地之序"作为礼治的天道基础和治理典范,以这个基础和典范贯通礼学和易学,把易象诠释成礼象,以更好地开显《易》书里的"推象应事"的礼治智慧。     

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试论清华简《良臣》中的“大同”

清华简《良臣》简7中所记载的越国臣下"大同",应该作"夫同",指的就是《吴越春秋》中为勾践出谋划策的忠臣"扶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韩非子·说疑》均误作"逢同"。     

郑玄《中庸注》中的“孔子之德”

郑玄的《中庸注》具有明显的文本整体意识,具有与朱熹《中庸章句》不同的分章结构,并对《中庸》主旨有独到理解。郑玄认为《中庸》的主旨是彰显“孔子之德”,孔子作为一个有德无位的圣人,承担着作经、制法的天赋使命。“孔子之德”包含三层含义,即“君德”“隐德”“前知之德”,合而言之,就是郑玄所理解的“孔子之中庸”。依据《中庸注》的理解,“孔子之德”主要凸显于《中庸》末章,但在全篇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对照的关系。     

荀子王霸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的荀子盱衡当时之政局,企图规划更完善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系统。由于《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的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进行讨论。本文之重点,则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与稷下学之创建宗旨最为相近。全文在前言之后,其次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然后三论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接着,则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析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并随文述说该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则稍作简单结论。     

胡安国《春秋传》民本思想精义钩沉

胡安国对《春秋》经文的注解，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在《春秋传》中，他不但指出《春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而且反复劝谏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方可邦宁。一是“重民力，役有时”。对于《春秋》经文中书写记载的民间徭役、军事演练和操习等事，胡《传》主张人君不仅要慎用、爱惜和保存民力，更要用民以时，不可肆意侵占农时。二是“急民事，谨天灾”。胡《传》常通过“天人感应”的天灾谴告说，告诫人君要心系民事，重视和关心民生民命。三是“赋税任其宜”。民之税赋方面，胡《传》以轻征薄敛为原则，认为国家应当根据不同时宜对民征收与返还，以恤民隐。     

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何休删削《公羊》发覆

今本《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有"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一句,《周礼·考工记·画缋》郑玄注引,则多了"天子僭天"一语,此当为何休注《公羊传》时所删。何休删削"天子僭天"一语,盖欲与《左传》"崇君父"争胜,并得以构造"君天同尊"之新经义。追踪《公羊》"天子僭天"之旧经义,是以天子为天所囚禁,不得僭越于天。"天子"为爵之一位,有职有责,倘若天子背弃职责,以位足欲,役天下以奉天子,即是"天子僭天"。汉儒明确将诸侯贪、大夫鄙、庶人盗窃之乱象归因于天子僭天,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本义,当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自武帝尊崇《公羊》时起,经师已讳言此义,至何休删削,遂致斯义湮灭。后得清儒之力,"天子僭天"一义方重见天日。     

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郑玄注《仪礼》时兼采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注中这些古文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古文经的一些重要线索,所以前修时贤对此均较为重视。本文主要是利用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材料,着重对郑玄注《仪礼》九则形讹古文作一新证,重点对这类古文讹混的时代层次做了考察,文末还顺带对郑玄注《仪礼》时所据古文本的真实面貌作一补述。     

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并非伪作,它成于韩愈、李翱之手,曾与韩愈《论语注)并行于世。后《论语注》渐佚,而《论语笔解》独存。在《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为此,他们不惜改易经文、颠倒经文次序,所以,如果从忠实于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