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自然史”观比较

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强调从社会历史角度理解人的自然史的重要作用,都运用自然史的方法分析了人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都看到人的存在的自然性或动物性层面;另一方面,他们都看到人区别于动物的一面。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作为自然史一部分的语言行为使得人区别于动物,而马克思则认为类存在物把人同动物最终区别开来。     

哲学话语的诊断治疗——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比较

对于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来说,传统哲学话语如同疾病,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和时代有关。这其实是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可以进行比较的关键。透过表象可以发现,他们的哲学观在话语性质、哲学主旨、治疗路径和哲学归宿方面,具有相似性,都具有理清哲学、救扶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相遇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作为"相距最远的两个哲学家"近几十年来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相遇。以马尔库塞、吉登斯和温奇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分别从正反两面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理论推进到政治哲学的论战中,进而构建了"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对立"的论调。作为理论延续和呼应,不同学者为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挖掘出三条可能性线索:第一,在实践、认识论和资本主义生活形式等问题上对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进行相互阐释;第二,指认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的隐性同谋,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排斥;第三,透过葛兰西的挚友斯拉法这一中介,马克思主义可能促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转向。其中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对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问题的误读,以及对一个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共享的重要学术贡献的忽视,即:面对实证科学的侵蚀,捍卫社会科学的合法性。     

孙中山与池田大作文明观之比较

当代日本著名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先生对孙中山生前阐发的思想十分敬仰,这既缘于他们二人对于人类文明的现状与未来存在一定共识,又缘于池田大作对于孙中山所处时情国势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他们都对发端于西欧的"现代文明"自身的弊端及其对东方文明的侵略与歧视姿态予以批判,但基于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主题,孙中山的批判侧重于政治层面,池田大作的批判侧重于精神层面;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池田大作提倡世界主义。两人对东方文明具有高度一致的信心,都认为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当中蕴含的超越利己主义的普遍关爱精神,就是消除"现代文明"弊端的良方,因此以大同思想为主要精神资源的东方文明必将焕发新的光彩。     

情深而文明——舍勒爱欲观与佛教爱欲观的比较

为了对爱欲问题有深刻和丰富的认识,本文试图对舍勒的爱欲观和佛教的爱欲观进行比较,从爱的观念、爱和欲望、爱和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舍勒认为人的精神人格的核心是爱而不是理性,佛教也认为爱欲是一切生命有情的核心。舍勒认为爱是发现新价值的一种精神位格的行为,因此把欲望和爱区分开。佛教认为爱和欲望是一回事,但区分了染污爱和非染污爱,或者强调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培养。舍勒认为爱优先于理性和认识,佛教认为理性或者智慧更重要,但也要智悲双运,不能偏废。     

马克思自由观的现代价值——基于与萨特自由观的比较

与萨特自由观相比,马克思自由观具有更为重要的现代价值.这种现代价值根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体论定位的合理性,即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建立在“类自由”基点上的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现实实现.在与以萨特代表的强调“自我”的绝对自由,并由此导致我与“他者”的绝对对立的自由观的对比中,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能达到理论上的“主体交互性”的实现,而且能够在现实境遇中达到实践上的自由.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应仅仅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还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露被“物”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挖掘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根基的权力和权利的同构性确立的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塑造和引导了一种新文明观。     

客观化与物化——西美尔与马克思现代性社会分析之比较

比较西美尔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不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理解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美尔的客观化概念与马克思的物化概念看到了现代社会生活相似的问题,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疏远或异化。西美尔的疏远概念揭示了比马克思异化概念更严重的现代社会问题,即高度分化的现代生产失去了确证个体主体本质力量的性质和功能,而不论劳动产品归哪个阶级所有。与西美尔相比,马克思的总体性重建具有某种审美的倾向。与马克思相比,西美尔的个人视角主张适应而不是解决这一现代性问题。解决客观化与物化问题,需要综合西美尔的个体主体视角与马克思的共同体视角,将社会生产的总体性最终落脚到对个体主体的确证上,从而找到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真正道路。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具有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公平正义观都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公平现象的深刻反思,并且他们都极为关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关注实质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现实人的不平等状况,而罗尔斯则从逻辑设定的无知之幕之后引申出正义原则;在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上,马克思是革命式的,而罗尔斯则是改良式的。马克思与罗尔斯在公平正义观上的紧密联系和迥异的学术见解,对建构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公平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以《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冲突为起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以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为理论主题,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发展时期,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也经历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伦敦前期和伦敦后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奠定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周边情况——一项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比较研究

注重语境或周边环境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共同的特点。这一特点提示出哲学探索与对象化研究〔例如语用学等科学研究〕的区别。与奥斯汀相比,维特根斯坦更明确地意识并坚持这一区别。"周边环境"有多重含义,本文特别考察了"语义条件"和"感知的周边环境"。     

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与意义的客观性

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讨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涉及“意义、命题、理解、逻辑”这些概念,还涉及“数学基础、意识状态”这样的问题。本文将集中关注它对理解与私人语言的讨论,并希望能够以此说明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核心问题。一、命题的一般形式与意义的一般可能性《哲学研究》首先包含着对其作者早期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一种批判,但作者还是要我们将这两部著作放在一起阅读(见P.X)。为了能够理解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金岳霖“穷尽可能”的“必然”观——与维特根斯坦“重言式”的比较

《论道》是金岳霖的主要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西方现代逻辑与中国哲学相结合这一特点。很多人觉得《论道》不容易读懂,原因在于里面包含很多逻辑的背景知识。在《论道》一书的"序"中,金岳霖这样写道:"近来经奥人维特根斯坦与英人袁梦西分析才知道逻辑命题都是穷尽可能的必然命题。"[1]这里     

马克思的权利观、正义观与生产力观

通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史,有关权利问题的探究贯穿其思想始终,在正义观上马克思也有着关于道德正义、权利正义、分工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多元化思考,同时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反映了他对权利问题、正义问题及其矛盾关系问题的充分认识与重要解决。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角度来看,他的生产力观在与权利观、正义观相联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政治哲学意义,人们可以从权利、正义与生产力三者的关系中重新认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深入认清马克思生产力观在其权利观与正义观中所发挥的统领作用。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马克思的现实观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实观之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就在于它以改变社会现实、实现人类解放为根本旨趣和历史使命。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近年来的不断推进，社会现实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发现、理解和改变“现实”成为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异常重大且亟需解决的课题。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系统论述过其现实观，但他对现实的思考...     

"文明冲突"观的冲突--亨廷顿和托夫勒的文明冲突观比较

塞谬尔@亨廷顿和阿尔温@托夫勒的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异大于同:两人对文明所下的定义不同,阿尔温@托夫勒更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明,塞谬尔@亨廷顿则显得保守些;在对待文明冲突的态度上阿尔温@托夫勒自信和乐观,而塞谬尔@亨廷顿则悲观并且充满忧虑;塞谬尔@亨廷顿否定了普世文明的存在,而阿尔温@托夫勒则实际上肯定了普世文明的存在;在看待民族国家的未来作用上,两人的观点迥然不同,在如何面对文明冲突的态度方面两人也见仁见智.两种文明冲突观都给我们不少启迪.     

青年马克思社会政治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青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遭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由此分享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给出了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构建中项来解决,并把这种表面的解决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解决思路的灵魂是由思辨唯心主义所提供的,最终仍然难免是神秘主义的。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分离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离和对抗,因此不可能在不打破现代世界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思辨的调和来克服,相反,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加以克服。激进民主、人类解放、共产主义都可以视作是这种克服在理论上的表现。     

“社会共和论”——共和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归入共和传统。马克思认为"政治共和"仅实现了政治国家的解放,由于市民社会内部"私人的等级"的存在,人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扬弃和超越"政治共和",实现"社会共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解放。当社会完成了内部的"社会解放"和外部的"社会的解放",人类共同体将演进到马克思理想中"社会共和国"的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