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晚期思想的伦理转向

通常人们把福柯思想分为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20世纪70年代的权力谱系学,20世纪80年代的伦理学。福柯前两个时期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其80年代的思想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影响。实际上,理解福柯晚期从"权力谱系学"向"伦理学"的转折,对真正理解福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晚年福柯独特的权力关系的概念本身预设了某种自由的主体性概念。为了澄清这一主体性的形式到底是"客体化的主体化"还是"真正的主体化",他必然会走向伦理的转向,这一转向转而为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提供了某种全新的可能性。     

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关心自己”的主体——福柯晚期伦理思想及其女性主义应用

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重要伦理思想——"关心自己",福柯提炼出一条与现代主体形成模式完全异质的主体化模式。在其中,个体能够通过改变自身,获得关于与其所生活世界之关系的"精神性知识",并根据这种"知识"进行开放式的修身实践。同时福柯结合现代人的境遇,提出现代个体能够通过持续批判自身与由知识—权力机制组成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属于现代人的修身实践。当代女性主义充分吸取福柯晚期伦理思想,提出性别研究也应积极地回到女性经验构成的历史中,持续批判女性与男权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藉此塑造基于女性现代体验的开放的修身实践。     

“异托邦”:福柯的空间哲学

"异托邦"是福柯重要的空间批判和现代知识批判概念,可以说这个概念和与此相关的批判方式影响了福柯的一生。通过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基本特征,福柯开启了他将空间哲学与政治权力批判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模式。他赋予普遍的空间现象以新的内涵,通过"异托邦"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也表征了他不同的哲学领域和哲学思考方式。     

身体及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的作用

身体与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具有重要的角色作用。身体在福柯权力分析中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实施对象出现,为权力的刻画提供了可能,反映了权力技术的运行;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反抗权力的可能性,是寻求自由的潜在领域。同时,知识为权力刻画和支配人的身体与生命提供了合理性支撑,而医学作为与身体和生命紧密相关的知识领域,在"知识—权力"分析中承担了作为现代知识典型代表的角色,被福柯用以描述"话语—知识"、"身体—知识"、"知识—权力"的关系,揭示了人的身体及生命如何被纳入到"知识—权力"的领域,并成为规训技术与调节技术的对象。     

医学知识、权力与自由——论福柯医学哲学思想

话语、知识和权力是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脉络,福柯将知识归结为话语体系,即知识体系由话语方式决定,所以他认为临床医学出现的可能性条件是话语方式的转变,同时由于话语与权力的关联,知识也并不是价值无涉的,它不可避免地与权力相连,在医学实践中人的生活状态被知识结论所决定,人们不断地接受医学知识所提出的各种训诫,人的精神和生理均被"知识-权力"这一框架所规范和控制,从而远离人自身的价值逻辑,并导致现代人的不自由境遇.     

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晚年福柯的真理谱系学与哲学考古学

晚年福柯思想发生了一个转折,从权力谱系学转向了伦理谱系学和主体谱系学,从对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分析转向了对古希腊罗马的自我技术的分析。在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自我关切的伦理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自我认识总是服务于自我关切的目标。自我关切的伦理建立了一种主体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它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认识论的客观真理观的真理概念,它也界定哲学作为一种精神操练,一种生活方式。"笛卡尔时刻"之后,古代的真理观和哲学观都被遗忘了,福柯的真理谱系学和哲学考古学则致力于恢复这种古典的真理概念和哲学概念。     

“福柯说真话”——“直言”的自我、他人与现代伦理

福柯批判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意义的阐释,但他同时也肯定并拓展了康德在自我批判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福柯发展出一套自我关怀与治理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直言"的实践形式。"直言"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具有坦率、危险、真理、批判、责任的特征,并与"关照自己"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实践技艺致力于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进而指导个人步入政治领域而治理他人。福柯运用"直言"这一古代形式来回应当下现实,让知识分子说出真话,关心他人与这个时代。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关系:辨析与反驳

在1960年代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之后,福柯引入了"系谱学"概念。国内外学者认为从1970年代开始福柯的研究方法发生了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要转变。但是通过考察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康德来源以及福柯"系谱学"概念的尼采来源,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考古学中包含着系谱学问题,福柯所理解的系谱学中也体现出考古学主旨;通过反思和反驳福柯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从研究知识话语到研究权力实践、从进行批判分析到进行因果分析的这些表面转变,则可进一步表明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并不是简单的转向和替代关系,而是补正和深化关系。     

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重估知识的价值——“淹没问题”再思考

知识比真信念更具有价值,这是我们的直觉。英美认识论研究中的过程可靠主义试图解释这一直觉,认为这一直觉来自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但这一理论遭到"淹没问题"的挑战,即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本身并不会为知识带来额外的价值。因此,如何回应"淹没问题"成为认识论研究需要承担的任务,可能的解决来自重估这一直觉背后的真理一元论预设。     

廉政文化视阈中“包青天”电视剧传受之人文心理结构探赜

中华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电视史上,"包青天"题材电视剧长盛不衰,这固然有其影视本体上的内在根由,但公众的"仇官"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接受预设。"官本位"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痈疽与痼瘤,媒介的权力降解了官民二元对峙,自然具有普世价值与普惠意蕴。深入分析,包拯总是能依靠其掌握的独特知识,以极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政府授权,掌控稀缺的公共资源。现代市场经济的芸芸受众尤其企业家均应视之为权力寻租的专家和权力博弈的高手。立足于廉政文化要义,紧扣权力之本,借助福柯对媒介与权力的深微揭橥,聚焦于权力寻租之镜,洞灼"包青天"剧集幕后的人文心因,探询传受互动中的另类风景。     

康吉莱姆医学史研究对福柯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影响

康吉莱姆医学史研究对福柯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在以医学史为对象的认识论强调了对认识的不连续性及话语作用,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产生了影响;二是康吉莱姆将医学和生物学概念及规范置于理论本身的内部历史及其社会领域的外部历史的交互作用中讨论,对福柯谱系学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启示。虽然康吉莱姆提出了概念结构的价值起源问题,但他仍然集中论述医学和生物学本身,并未对其开启的这一广阔领域展开进一步研究,未能深入这些知识的外在规则,而这恰恰是福柯哲学的重要内容。     

技术“微观权力”的伦理意义

福柯提出的"微观权力"思想开辟了一条从权力的视角理解技术本质的新路径。技术是众多"微观权力"的一种。技术的"微观权力"体现在其"居间调节"机制之中,这种机制的伦理意义在于,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技术产品可以实现对伦理行为的"激励"以及对非伦理行为的"抑制"。     

“精神修炼”视角下的海德格尔后期哲学

本文尝试挖掘海德格尔哲学中蕴含的潜能。这种潜能由"精神修炼"这一特定视角所激发。这一特定视角根源于法国学者皮埃尔·阿多与福柯的思想。在具体讨论中,本文沿着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的情绪问题步步深入,通过对孤独和寂静主题的文本分析,表明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着精神修炼的解读可能。而这意味着,哲学所敞开的世界与从事哲学的主体处于互动之中。真理与主体相互联系。     

主权权力的悬置和复归——论福柯和阿甘本对霍布斯“利维坦”概念的分析

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是晚期福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展了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和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牲人(Homo Sacer)联系在一起。福柯通过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解读,指出了霍布斯主权学说中主权权力作为一种代表权力和作为一种战争权力之间的张力。在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战争权力的主权权力悬置了主权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种族战争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为借口,将种族斗争话语转化为了一种种族纯洁话语,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话语就滥觞于此。阿甘本却认为,恰恰是主权权力的战争功能实现了主权权力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权为借口,剥夺一部分公民的生命权,使之成为牲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彰显自己的正当性。     

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生命政治概念是福柯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概念是建立在于"使人死或让人活"的主权权力概念的对立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权力旨在"使人活和让人死",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人口统计学、优生学、卫生防疫学成为政治干预的主要领域。之后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对应的安全机制,并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承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分别用赤裸生命概念和免疫体概念来重释福柯的生命政治。     

权力主体:在福柯和J.巴特勒之间

对权力主体的分析是解答权力难题的重要参考。对该问题的研究,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朱迪斯·巴特勒侧重于对主体"内部"机制的分析,认为服从机制根植于特殊的精神"回路"之中。福柯的分析则有很强的历史情境性色彩,认为主体的出现及其对权力的运载,都是历史性的。福柯着重强调"外部"环境及其复杂的力量关系对权力主体的塑造。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在主体理论层面虽有传承性,但二者有关"外部"和"内部"的理解差异却代表了权力研究在基础性阐释原则上的路径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