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是"与"存在"的问题、方式与结论——评倪梁康的"回应"

西方哲学中的being(Sein)究竟是"是"还是"存在",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主要是理解问题.探讨译文中的问题,对现有一些译文提出质疑,实际上还是在探讨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理解西方哲学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包括语言和逻辑,需要我们认真学习.讨论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则还需要更多一些东西.     

一脉相承的“是”——以海德格尔的论述为例

海德格尔关于being的讨论,是从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关于这个概念的看法出发的。这些讨论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把握being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历史。但是,由于中译文把它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我们字面上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经过把它修正为"是",则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翻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解的问题。与being相关,对照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认识到: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是"的翻译和理解,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不一定就是逻辑的理解;关于"是"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主要而且首先是从语言方面得到的,即从being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和通常使用方式得到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Sinn”与“Bedeutung”的翻译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Sinn"与"Bedeutung"这两个词开始得到研究和讨论。但各个译本对这两个词的翻译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者们对这一讨论的参与。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中译本翻译状况的考察,指出这两个词的翻译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的澄清不仅能够维护原文的严谨性,而且明确了"Bedeutung"在康德的真之理论中所起到的作用,此外,对康德先验哲学作某种语言哲学或符号学理解的前沿讨论也因此得以可能。     

“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德格尔

在西方哲学中,“是”（Sein,being）与“真”（Wahrheit,truth）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自巴门尼德以来,历代哲学家,特别是大哲学家,包括亚里土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都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我们对“Sein”和“being”的翻译多种多样,主要有“存在”、“在”、“有”、“是”,等等,其中尤其绝对以“存在”和“在”为多。我认为,以“存在”（“在”和“存在”区别不大）来翻译和理解“Sein”和“being”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十分严重,因为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西方人所探讨的形而上学…     

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回应王晓朝教授

本文借回应王晓朝教授的批评,进一步讨论应该如何理解being及其相关概念。本文指出,"风是冷的"中没有"存在"一词,无法说明"(人)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但这不是柏拉图的问题,而是中译文造成的。若是翻译为"(人)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外国学者谈希腊文einai的exist含义是有条件限定的,比如"在没有谓项使用时",而且,尽管谈论einai的exist含义,他们在翻译中却往往采用being一词,而不用exist。这里涉及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应该认真对待。引用外文文献支持,应该如实客观,不能对这些内容不做介绍,就简单地说西方学者按照"存在"(exist)去理解einai,更不能断言他们把einai翻译为"存在"(exist)。讨论问题,不应该预设假前提。因为这样一来,推论固然符合逻辑,却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出来的。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个误解--从Being的意义谈起

西方哲学的传统的核心和基础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Being(希腊文的动词einai及其动名词on,拉丁文的esse,英文的动词不定式to be和动名词being,德文的Sein,法文的etre),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范畴.从古到今的西方哲学充满了Being的意义的辨析和改变.在西方哲学史上,Being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任何固定的意义都被颠覆,被颠覆的意义又被更正和修改.Being的意义的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形而上学体系的新旧交替.由于Being的意义的复杂性,西方哲学界多次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也包括如何用现代西文翻译希腊哲学中与einai相关的术语的问题,但至今也没有一致的意见.     

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著作翻译

众所周知,牟宗三是哲学大师、儒学大师,亚洲最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他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以及作为其《圆善论》第一章附录的《限制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这是康德哲学作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足以堪称为一个异数。     

从解经到译经:论道安之于中国翻译研究的萌芽意义

正一、引言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翻译研究,对此,佛学、史学和译学界的学者都做过很多讨论。关于"最早的译学",有认为始于支谦[1],也有认为是道安[2]提出了最早的翻译理论。我们认为,实践不必然产生理论、有观点也不代表就有研究。译史早期人们对翻译缺乏科学认识,也不专门研究翻译,实践存在大量算不上严格翻译的变译行为[3]。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在频繁的注疏、传抄和研究中暴露出种种问题,人们才认识到一直以来所尊奉的"经"实为"译本"。在没有"翻译学科"、也无     

伊拉斯谟的新约翻译与诠释

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本文以伊拉斯谟的著作与相关研究为基础,讨论了他对新约的翻译以及释义。他认为武加大译本在传抄的历史过程中已经被败坏,为了"回到本源"而净化和复兴基督教的原初信仰,他主张回到希腊新约文本,将之译为拉丁文。他的新约译本不仅影响到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翻译,而且,对于圣经文本批判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的新约释义基于人文主义的修辞,呈现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基督哲学。     

翻译所蕴涵的语言条件

1 巴别塔的隐喻 :复数形式的语言是人的家1 975年 ,美国著名思想家乔治·斯坦纳 (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ｅｉｎｅｒ)发表了翻译研究著作《巴别塔之后》。 (斯坦纳 ) 1 980年 ,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关于翻译问题的重要论文《巴别之变》 (见格莱汉姆 (Ｇｒａｈａｍ)主编 )。比照阅读这两个文献 ,可以使我们对翻译问题的逻辑起点以及翻译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有一种故事性的理解。在德里达的文章中 ,巴别塔这个隐喻被描述为“关于神话源头的神话 ,关于隐喻的隐喻 ,关于叙述的叙述”———还有最重要的———“关于翻译的翻译…     

从"礼后乎"看儒家伦理的美学基础

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近来西方哲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讨论为我们理解儒家思想中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本文拟通过对<论语·八佾>中的"礼后乎"及其解释的集中解读,来阐释儒家思想中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根据本文的解读,在儒家思想中,诗教先于礼教,因此可以说美学处于伦理学的根源部位上.传统儒家的这种思想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伦理学的审美化"的构想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马克思的幽灵》中译本的意义与翻译问题指瑕

在德里达众多的著作中,《马克思的幽灵》(以下简称《幽灵》)极其重要,它对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一文本的翻译也就特别重要。为此,笔者试图就《幽灵》中译本的重要意义及其翻译问题做一点评,以求教于学界同仁。简单回顾一下《幽灵》一书出版前后我国学界对这本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本书的意义。在本书中译本出版之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德里达的研究并不多。本书出版之后,马上引起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注意。2000年陈学明撰写了《为马克思辩护》[1]、《对福山福音书的有力驳斥》[…     

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积累与转换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期 ,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得到恢复并逐渐走上正轨的阶段。这个时期 ,发表的论文、译著与专著 ,数量上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的总和 ,内容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提高与拓深。同时原著的翻译与出版方面 ,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著作都被翻译和介绍进来了 ,西方哲学原著、国外学者研究西方哲学成果的翻译和国内学者对原作的专题研究等都得到了加强。概括地说 ,在西方哲学研究的前一阶段 ,先后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 ,表现了该研究领域恢复期的繁荣景象。“三热”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

中文圣经翻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以西人传教士作为中文圣经不同版本的译者,但实际上每一个译本的后面都有中国士人的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韬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圣经译者"。本文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基督教处境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     

“黑格尔、费希特哲学翻译与研究”会议综述

正2017年11月18—19日,清华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了以"黑格尔、费希特哲学翻译与研究"为主题的德国哲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学者与会,并就文本翻译、基础研究和前沿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和深入讨论。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德国哲     

“形态”与“阶段”之辨:马克思《大纲》中“人类发展”核心段落的翻译与阐释

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时经常随意使用"形态"和"阶段"。通过追溯和分析马克思在《大纲》等文本中关于社会历史演进问题的经典表述之原文、英译文和中译文,可以看到"形态"和"阶段"的混用不仅是一个由马克思自己的文法疏忽引起的翻译问题,更是一个理解问题。澄清混乱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是用"形态"表示人类史前史阶段中的诸种社会形态,诸形态有其实质上的一致,即它们都是人类不自由的社会。相反,马克思是用"阶段"表示人类社会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真正的自由的人类历史时期。在这一尚未被辨明的区别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可以呈现为更明晰有序的格局,即人类社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以自由为尺度,却只有两大阶段。"形态"与"阶段"之准确区分也为人们理解社会历史演进的多样性留下了广阔空间。     

从逃避到面对他者:列维斯关于光的现象学

"逃避存在"是列维纳斯的第一个哲学纲领,其中光的存在问题伴随着列维纳斯哲学追问的思想线索。他虽未曾对光进行定义性的阐发,但在其哲学著作普泛的经验概念中对光进行了现象学描述,探索对存在之光的逃避、出离与超越之路。西方传统哲学中"光"的隐喻具有相当的负面性,深刻地表现为存在、自我、同一的暴力。对这种同一的暴力逃避,最终激起列维纳斯批判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动力,"他者"在其哲学论域中出现,借着对光之存在的诘问,列维纳斯确立了"为他"的向度。     

翻译的政治性——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个议题

在马克思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本土化的政治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视域。从传入之初,马克思思想就作为一种陌生化的思维冲击着中国旧有的语言体系,与其他国外思潮共同构成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基础。同时,翻译也是多种差异性共存的场域,其中既包括本土文化与陌生文化的相互冲撞,又包括多种话语方式的权力争夺。最后,面对马克思充满激情与卓越文采的原文,翻译不仅需要忠实原文的意图,更需要保持原文的风格,作为一种政治的修辞学,翻译其实是一种面对读者的再创作过程。     

《道德经》首章四种英译本述评

本文通过对四种英文译本的比较研究,结合国内一些学者的评论,对《道德经》第一章翻译的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翻译和评价《道德经》译文首先应采取谨慎求证的方法理解上古汉语撰写的原文,以准确传达原文思想内容为首要目的。在原文意义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发挥译语的优势。     

翻译伦理的多元论与一元论

翻译伦理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分。"多元论"从文化间性理论出发,将翻译伦理当作动态的,情景性的概念,认为翻译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翻译的处境、功能以及翻译与其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却混淆了翻译伦理和一般的实践伦理之间的区别,忽视了翻译伦理的普遍性和恒常性。与此相反,"一元论"以"再现伦理"为代表,强调翻译的"语言性"本质,主张译者行为回归翻译本体和翻译对象(源语文本)的语义范围,却忽视了翻译事件的历史性与情境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翻译伦理的多元和动态。多元论和一元论因视角不同,方法互异,而各显利弊,共同构成了翻译伦理的整体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