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之辨——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新探

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运动,实验哲学改变了以往哲学家们在"扶手椅"上玄思冥想的传统研究方式,推动哲学走出书斋,开展实验。通过收集和分析大众对哲学问题的直觉回应,实验哲学对以往哲学家提出的许多哲学命题进行了验证或反驳。反对者对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众直觉的不稳定性使其不具备作为证据的信度与效度,哲学研究仍然应当依靠"更加优越和稳定"的"专家直觉"。实验哲学对直觉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指出哲学家直觉在经验检验中存在显著的局限性,会受到"掩饰效应""功能固着"等相关效应的影响,进而形成认知偏差。实验哲学的这种直觉"民主化"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有效地化解一些哲学争议和问题。     

基于实验哲学方法的Knowing-How研究

【导语】从历史上来讲,17世纪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过渡时就曾经出现过“实验哲学”,它实际上属于近代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通过科学实验研究自然规律。而现在所说的“实验哲学”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基于经验数据的哲学探究,如通过经验调查探讨普通公众的直觉,以此检验哲学分析中的相关立场。实验哲学方法的引入,在语言、意识、自由意志与责任、直觉在认识上的可靠性等问题上重构或激发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论争。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实验哲学可用于概念分析厘清、为哲学辩论提供经验前提,也可用于对信念的拆穿论证或探讨偏见对信念与判断的影响。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进路,从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的经验证据到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实验哲学使得基于案例的哲学论证可以诉诸哲学家和常人的经验,但也因此使案例方法作为元哲学方法的地位受到了质疑。从元哲学来看,实验哲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皆与其自然主义的底色密切相关--哲学认识的主体从哲学家或抽象的主体转换为不同类型的主体,哲学认识也从哲学家坐在椅子上的思考转换成对不同主体自然发生的认识的经验考察。由此,实验哲学使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从基于哲学理论的哲学变成了基于常人经验的哲学:其应用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化中技能知识与命题知识无法完全区分,还能够为我们揭示哪些地方是直觉容易出错的“雷区”。无疑,实验哲学对认识实践过程的描述使哲学研究更为贴近真实的时空情境和历史脉络,使哲学分析的视野拓展到诸如“道德研究能否提升研究者的道德水平”“生命科学家的基因概念”等新问题。值得追问的是,实验哲学以及新近兴起的经验性哲学研究是否将会发展为哲学的主流进路,还是仅仅作为概念分析等传统的理论化哲学进路的某种替代或补充?     

捍卫“反躬自省的哲学”

哲学活动处理诸如"意识""自由意志""正义"等具体议题,而元哲学则是对哲学本身的哲学研究。哲学家是否需要在处理一阶问题的同时,又对哲学本身持有自觉意识?本文将考察三个可能消解元哲学研究意义的论证,分别是:(1)基于knowing how的论证,这个论证试图取消元哲学的必要性。(2)元哲学怀疑主义,该论证通过表明元哲学观点的不可辩护性,得出应当摒弃元哲学的主张。(3)两难困境,这个批判意在显示元哲学论辩的困境。本文将指陈出这些论证的偏颇和盲点,并尝试提供一个元哲学论辩的可行方案。     

合法的“偏见”——当代哲学解释学研究之一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降,还没有一位哲学家公开声言,他的哲学是要为“偏见”辩护。由“理性”高踞之上,审视批判传统的偏见,申张理性的权威,已成为近现代哲学的一个传统。不仅“偏见”一词被赋予明显的贬义,人人唯恐不能尽除之,即使在认识论中,“偏见”也被列为阻碍主体意识接近并把握真理的元凶。各种哲学几乎都众口一诃地讨伐“偏见”,同时也毫不踌躇地将“偏见”一词,许与敌对的思想派别。     

多重意义理论和分析性

自康德以来,分析性(analyticity)作为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已被哲学家们广泛地使用。然而,由蒯因引发的对分析性的批判使得原本似乎很自然的分析性概念变得千疮百孔。为了辩护分析性概念,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语言哲学理论。就目前看来,基莲·罗素(Gillian Russell,2008)的多重意义理论似乎是最有希望为分析性概念作出实质性辨护的理论。但是,基莲·罗素却认为在包含指称确定项、特质、内容和外延这四种意义的多重意义理论中,分析性的对象应该是指称确定项,这导致了一系列难以辩护的问题。在她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将首先给多重意义理论一个更清晰的刻画,进而论证在多重意义理论下只有作为特质的意义才最有希望为分析性概念作出辩护。     

大众的“理性行动”概念——一种实验哲学视角的考察

对理性行动的说明向来是一个哲学难题,大众则普遍相信自己能够判断一个行动是否理性。通过设计若干案例调查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对调查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表明:(1)传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行动概念没有很好地刻画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2)大众对行动是否理性的判断也易于受一些因素(如行动的后果)的污染;(3)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与哲学家经过慎思的直觉没有显然的差异。对理性行动的说明应充分尊重大众和哲学家共享的东西。     

真之同一论与单称命题

麦道的哲学试图抹去心灵与世界之间的本体论间隙。为了实现这一哲学计划,麦道需要接受某种真之同一论。本文认为,麦道所需要的是真之坚实同一论,并且承诺关于罗素式单称命题。本文首先论证真之同一论论题,然后更进一步,在麦道的哲学计划下辩护真之坚实同一论,认为真命题与世界中的事实同一。本文并非要给出一个对同一论或坚实同一论的完整理论,而是试图在麦道的哲学计划下给出一个对坚实同一论的辩护,认为坚实同一论是可行的。     

试论海舍尔哲学视域中的犹太智慧

犹太教迄今保持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理解其被誉为犹太智慧的特质是现实中和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对希腊哲学和希伯来传统的不同思想进路及其关系的哲学阐释,在希伯来传统的思想起点、本真智慧和智慧的生存道路上,提供犹太智慧的深度哲学洞见,在哲学史尤其宗教哲学上具有重要价值。     

心理因果性、排他性论证与非还原物理主义

在有关心理因果性的当代争论中,非还原物理主义无疑是个备受青睐或关注的哲学立场。而金在权的排他性论证则是一个被广泛用来质疑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著名论证。本文首先考察排他性论证的两个版本(简化版和复杂版)。然后,为由戴维森首创的非还原物理主义的一支——殊型同一论进行辩护。与当前大多数辩护方案有所不同的是,本文采取了一个保守辩护策略来回应排他性论证:具体指出,金在权究竟在什么地方未能恰当地理解戴维森的工作;并且表明,经过澄清之后的殊型同一论完全可以免受排他性论证的困扰(无论是简化版还是复杂版)。最后,本文还揭示了金在权对戴维森相关工作的不恰当理解,乃源于更深层的形而上学分歧。因此有理由认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形而上学框架中,我们才能够恰当地理解和评估有关心理因果性、非还原物理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爱欲与政治——《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的神话

阿里斯托芬关于爱欲的神话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居于中心位置,是柏拉图爱欲思想的重要环节。通过阐释这个神话的文本细节,本文将论证,该神话的要旨在于挖掘城邦政治的人性根据,从而在自然层面为习俗做出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代表诗人的阿里斯托芬与代表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形成尖锐冲突,前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属己的整全,后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善好,而对此的最高展现是超越政治的"美本身"。笔者认为,双方的冲突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古老争执",对这一争执的完整而忠实的呈现是柏拉图《会饮篇》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记忆与标准:“私人语言论证”研究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论证",评论者对这一论证表达的内容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私人语言论证"的核心在于私人实指定义缺乏判断记忆正确性的标准。本文观点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私人语言论证"与记忆相关,但并非关于记忆可靠性的怀疑论,而是关于记忆正确标准的怀疑论;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将为私人语言论证提供一致性辩护,表明其他解读都能在这一视角下得到统一说明。"私人语言论证"的这一特征既能帮助人们理解心理学语言的独特语法,也为消除由语法幻象招致的哲学疾病提供了重要指引。     

前提批判论哲学观的逻辑主义倾向及其理论困难

孙正聿先生的前提批判论哲学观存在一个值得进一步怀疑和批判的思想倾向——为一种纯粹逻辑的哲学思维方式辩护和建构一种非直觉的哲学活动的逻辑。而这一倾向归根结底又是源自另外一个倾向——基于直觉与逻辑二元分立基础上的逻辑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导致其所构建的哲学活动的逻辑仅是一种规范性的逻辑而不是创造性的逻辑。     

相对主义与无错分歧论证

一种相对主义的语义学试图通过诉诸其在解释无错分歧现象上的竞争优势,来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辩护,这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无错分歧论证。本文认为这一论证在两种意义上是可质疑的。一方面,相对主义在解释无错性特征和分歧要素时遇到了难以调和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诉诸一种认知无错性概念,一种更为可行的无错分歧解释是可能的。这一论证的失败促使当代的新相对主义者们积极寻求和勾画新的相对主义理解形式。     

机器、思维与信息的哲学考察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论证,机器本身没有智能,但人有智能,所以机器有助于人类的思维,但是我们应该对"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不仅需要在科学上而且也需要在哲学上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这就是哲学家不可或缺以及国际哲学界何以在新世纪伊始将信息哲学称为第一哲学的理据。与此同时,我们还介绍了莱布尼茨为什么被控制论事后追认先驱的典型并从真理再发现的角度将中国《易经》中的那段"筮法"按照数理逻辑的能行可计算理论而不是按先前数论中的同余式进行了重新解释。最后,从科学史的方面将莱布尼茨的二进算数或二进制级数作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它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关联。     

哥德尔的概念实在论及其辩护策略

哥德尔从数论的客观主义出发,逐步将实在对象从抽象的数扩展到集合和类上,直到扩展到抽象概念上,最终形成他的柏拉图式概念实在论。哥德尔为他的概念实在论提供了三类辩护策略:第一,不可或缺性论证,承认抽象数学对象对于建立物理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以概念实在论在做出重大数学发现过程中所起的助探作用提供辩护;第三,诉诸抽象数学直觉的不可消除性的辩护。论文将从以下五个侧面给出具体分析:哥德尔概念实在论的基本立场;哥德尔的三种辩护策略如何与他的数学发现紧密相关;诉诸抽象直觉的策略如何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产生共鸣,以及这种共鸣的根源又如何与哥德尔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规划相连。最后指出,哥德尔的辩护策略未能免除概念实在论最终遭遇的认识论困境的根源。     

九、言意之辩和关于意义的怀疑主义论证——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案例

本文把"言意之辩"看成是由中国哲学家集体完成的,看成中国哲学文化中一个仍然活着的传统.而奎因(W.V.Quine)等人构造的关于意义的怀疑主义论证,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深厚久远的传统的延续,这就是注重经验与实证,注重语言和逻辑.这就为跨时代比较这两者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并且我认为,这种比较对于揭示中西哲学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与深层结构具有关键性意义.     

皮尔士的符号学自然主义

这篇文章将对下面这两个论题进行论证：第一,在认识论上,皮尔士是一个辩护主义者（justificationist）。但是,与经典的或理性主义的辩护模式相反,他并不认为个人意识是辩护或确定性的来源。事实上,皮尔士开创了关于辩护或确定性的符号学模式。第二,在认识论上,皮尔士又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的思考和研究、询问和回答、断言和拒绝、怀疑、相信、预期和说明都是行为和反应,而这些行为和反应像其他高等动物的行为和反应一样能够被观察、描述和理解。从经典意义上看,他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游叙弗伦》恰恰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所做的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对诸神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     

德里达与塞尔

围绕奥斯汀(J.L.Austin)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 act)的解构和辩护,德里达和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John R.Searle)的论争,是学界长久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解。具体地说,德里达和塞尔的论争中有多大的误解成分在里面,此种误解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学术训练的差异,这些是本文欲予探讨的内容。一、从奥斯汀说起我们可以从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说起。德里达1971年在蒙特利尔的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发言,题目是“签名事件语境”,讲]稿后来被收入他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