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社会基本善”的理论弹性：一个内部辩护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作为社会的背景条件和通用手段,社会基本善是正义理论所重点讨论并予以分配的客观对象。这一观念遭到了阿玛蒂亚·森、理查德·阿内逊和G.A.柯恩等人的批驳,被指责缺乏理论弹性,因为其一方面无法容纳人们在善的转化上的人际差异而深陷“拜物主义”,另一方面低估未经选择的不良运气的影响而不足以体现平等和博爱之精神。然而,从罗尔斯关于人的观念、分配正义的适用范围以及公平正义学说的性质等理论的主要维度的阐释来看,他们的质疑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故社会基本善的观念仍有足够的理论弹性。对此观念的辩护和澄清,有益于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罗尔斯正义论的内在逻辑。     

论分配正义的“场域”——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有限辩护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新近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分配正义的"场域"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什么。罗尔斯指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罗尔斯的这一论断遭到柯亨和墨菲等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基本制度,还应包括非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和市场)、个人行为意向和行为选择、社会风尚等。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批评与辩护关系,彰显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同以柯亨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至关重要。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罗尔斯的“政治转向”

反思平衡标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开放的伦理研究方法,以经验科学和归纳逻辑为范型,具有尊重却不屈从习俗、强调个体自我反省的特点,体现了罗尔斯思想中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面。与此不同,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则明显受到康德和卢梭的影响,致力于构建一个绝对的、准先验的道德视点(原初状态),以理想共同体中的立法为其旨归。本文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论取向在罗尔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示出的复杂张力关系及其微妙变化,表明与罗尔斯"政治转向"相伴随的是他向反思平衡方法的回归,这一回归也界说了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最终采纳的形态。     

“复旦-哈佛-纽约国际政治哲学:正义”研讨会

2016年7月2—3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联合主办。来自美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际和海峡两岸暨香港的近20位学者参加会议,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等角度,对正义(特别是全球正义)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罗尔斯“反思平衡”的前提

罗尔斯致力于结合对“原初地位”(the original position)①的刻画和对“深思熟虑的确信”(con-sidered convictions)的阐明,去建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这种进路因为不同于传统契约论而彰显了罗尔斯理论的原创性,但也引出了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中,这种进路是否恰当,取决于他称之为“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方法论是否合理②。本文不欲全面解读罗尔斯的正义之思,也不欲综合阐释他的“反思平衡”的方法论③。本文的目的只是:通过对一段引文的有限追问,去展现蕴涵在这种方法论中的逻辑…     

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辩护——驳卡尔纳普

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拒斥至今仍然影响着许多分析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反驳卡尔纳普:首先,海德格尔哲学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倒是要克服形而上学,只是克服的方向与卡尔纳普相反;其次,卡尔纳普在名词的动词化以及“无”的问题上完全误解了海德格尔;再次,卡尔纳普对to be问题的否定以及用艺术代替海德格尔哲学的企图等是科学主义的、独断的和简单化的.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正义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罗尔斯与霍布斯之争

在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问题上,罗尔斯批评霍布斯的观点,认为正义感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两个关键问题——"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上替代强制权力。然而,罗尔斯在论证中存在着循环问题,忽略了正义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着强制权力的存在。这使得罗尔斯关于"正义感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观点变得非常可疑。     

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路径选择——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尝试性方案

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分野,使得现代政治哲学面临一系列的道德困境。面对理性多元论事实,罗尔斯自觉放弃了早期正义论的康德式路线,给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这种"中间路线"的方案指涉道德,为解决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是我们进一步理解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而评价政治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     

反思理性还是辩护理性——论福斯特与科斯嘉德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

作为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科斯嘉德和福斯特的理论进路存在差异,其核心区别在于二者对实践理性和建构主义程序以及二者的关系的不同解释。面对理论对手提出的游叙弗伦问题的挑战,科斯嘉德的反思—实践同一性模型在处理康德式建构主义所面临的游叙弗伦问题所引申出的三个子问题(客观性问题、道德殖民化问题和实践理性的规范性问题)方面存在困难,而福斯特采用话语伦理学的方法来重构实践理性概念却显示出相对优势。福斯特所主张的话语伦理学方法将人视为有血有肉的辩护性存在者,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论证康德式建构主义。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论争与反思——基于“哲学-政治”张力的视角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由柏拉图所揭示的"哲学-政治"张力问题被转化为"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两者何以能实现幸福的相关追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沉思固然是求得至善的根本途径,实践活动也能达到最终目的。然而,在两种生活之间能否一致、以何种方式共处等具体问题上,当前的研究存在极大争议。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所贯穿的功能论方法论可以发现,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呈现为兼容的等级关系。幸福观的一致性是德性统一性思想的前提,且能为两种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提供合理的回应方式。     

从道德建构到政治建构——论罗尔斯的制度理念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坚持政治价值的独立性,走出道德多元论的困惑,开辟了政治证明的新传统.罗尔斯吸取了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精髓,以公共理性精神为出发点,阐释了政治建构主义的证明方法.他提倡民主的政治制度,他的政治建构主义的理念与原则内在于民主政治生活,消除了先验理性的形上色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所倡导的政治价值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政治哲学的当代国际视野——“正义，共同体和民主”政治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2003年10月14日至16日,正值北京秋高气爽的季节,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正义,共同体和民主"政治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隆重召开,三十多位来自欧美、中国港台和大陆地区的知名学者,聚集一堂,就大会主题发表论文并展开讨论.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人们应得什么 ——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及其困难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人们不应得基于自然天赋和资质获得的利益,因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种应得的基础是任意的和偶然的。由此,作为公平的正义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应得论者的主张。后者理解的应得是一种前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只承认制度性应得的合法性,即应得依系于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决定着应得的正当性。诺齐克和斯特恩伯格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存在误解。"反应得论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是罗尔斯因"权宜之计"放弃对前制度性应得中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考虑,而人的自主性是支撑正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二是他把制度性应得、资格和合法期望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发现”与“辩护”为何难以二分——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

<正>一问题的由来及其演进"发现"与"辩护"的关系是科学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经典归纳主义的观点,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其结论的范围有可能超出前提,因此具有一种扩散和创造的可能性。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但只保留了归纳的辩护功能,却抛弃了其     

罗尔斯政治美德观的义理疏解——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依据

罗尔斯对政治美德的关注是一贯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构造了一种独立于各种完备性学说的政治观,给出了政治美德的内在基础,即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并可以得到发挥和发展的两个基本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设定了使政治美德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良序社会的环境条件,在严格限定了的政治范围中,考察了诸种政治美德及其塑造途径。他以一种理论上自洽的方式捍卫了自由主义关于美德的信念。     

谈罗尔斯的“原始状态”和“未知之幕”

罗尔斯的伦理学以艰深难懂著称,他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认识罗尔斯伦理学体系的关键。本文拟对罗尔斯的“原始状态”(Origainl Position)和“末知之幕”(TheVeil of ignorance)谈一点看法。 在罗尔斯的体系中,作为整个伦理学基础的正义原则,只有在人们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对自已的任何个人利益都不考虑时,通过全体人的协议才能得出。这是一个选择过程,此时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在人们面前有一重“末知之蓦”,人们对自己的财产、能力、地位等情况毫无所知。这时人们可以超越个人利益,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共同选择出来的原则才可以“作为公平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