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孙龙、庄子和憨山德清的“非指”之辩

公孙龙和庄子都讨论过"指非指"的命题,后世高僧也参与论析,使"非指"之辩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涉及道家、形名家和佛家的著名公案。然而,三家的讨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公孙龙侧重于从差异性的角度分析概念,深化了对于概念内涵的思考,但概念使用不严密;庄子在道家境界论的语境下的讨论"非指",从道论的立场出发,主张万物一体,超越了对事物差异性的分别;憨山德清立足于佛教修养论对《庄子》进行解读。德清强调"我见"、"我执"是纷争和是非的根源,以"物论"之齐解释"齐物"之论,将庄子的"非指"之辩落实为非辩之辩,固然揭示了道家之境界,同时也体现了佛教修养论的思想特点。     

先秦哲学对属性与本质的思考——以“白马论”为中心的讨论

《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引出了先秦哲学中对事物本质与属性的思考。公孙龙子的诡辩或源于他已经注意到较早的名家"形名"观,即以物之形为物之本质的主张当中潜在的冲突。物之形与物之色类似,当属于事物可见可感的属性层面,但仅根据对物之形的感知不能简单确定物之本质,并进而确定其名为何。公孙龙子对物之形之名仅可能是对其属性的描述,而难以直接揭示其本质的洞察亦非名家独见。对形名问题——描述物之形之名是否可用来对决定物之所是的物之本质加以断定——的反思也同时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并由此发展出以"德"指本质和以"性"指本质的不同论断。如将上述话题中包含的有关事物属性与本质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对一般哲学问题的考察,则由此可见先秦哲人无疑也关注着某些与古希腊相通的哲学问题,只是对其提供了需要我们再三检讨的不同解答方式。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易传》与道家哲学的可通约性

<易传>和道家是先秦哲学中最具形上学思维能力的哲学流派.尽管<易传>的"尚刚"和道家的"贵柔"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方向,体现了儒道二家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然而,当<易传>和道家哲学在寻求终极性的形上学根源时,却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即在形而上的"道"论中走到了一起.本文从传统形上学的本原论、本体论和体用论等方面,试图阐释这两家哲学的可通约性.<易传>和道家的形上学之所以能够相互贯通,是因为<易传>和道家的哲学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以阐释其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说,"性与天道"是道家的形上学,也是儒家的形上学,不是那一家的"专利".正因为这样,儒道二家才有可能在魏晋玄学和宋代理学中走向新的沟通和融合.     

物的可指性——《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解

公孙龙所谓的"指",通常释为共相、观念(概念)或意义,虽各有道理,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解释很难表明"指"在《指物论》中的意思与在先秦的通义(用手指具体指出某物)之间有何关联;二是这些对"指"的解释也适合表达公孙龙所谓的"实",遂令"指""实"之别不显。结合文本,有理由认为公孙龙论"指",是从手指的"具体指出"引申为事物的"可被具体指出",并将"可被具体指出"看作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即事物的可指性。如此,就能看到"指"在指物篇的使用与其先秦日常用法的关联,也能呈现"指""实"之别:"实"是规定事物内容的经验性质(如马之色形、石之坚白),"指"则规定了事物内容或经验性质得以被把握的条件。故《指物论》强调事物皆有可指性("物莫非指"),这正是以"名"谓"物"的前提("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但"指"不同于"名"所表达的"实"("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不可在经验上亲知。故《指物论》又主张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指非指"),即不能因为"指"是"物"的性质,就要求它能与事物一同在经验上被具体指出("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西汉竹简本《老子》首章“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考释

本文提出和详细论证了汉简本《老子》首章的"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应是《老子》旧貌的观点,并通过对王弼注文的研究详细论证了其经文本应亦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而传抄致误为"有以为"。汉简本首章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晰,阐明了道家关于德的基本思想,揭示了道家式的德同儒家式的德的差异:"上德"是道家式的德,体现了"自然无为"的道家精神;"下德"(包括仁、义、礼等具体内容)是儒家式的德,它们与"自然无为"的标准相违且渐行渐远。因而以"自然""自发"为特征的道家式的德在价值上要高于以"自觉"为特征的儒家式的德。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贾谊本源、本体论的特点及其思想传承

贾谊本源、本体论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多元性,秩序性,"源"、"体"、"用"贯通性。多元性是指事物的本源与本体是由"道"、"德"、"六理"、"六美"等多个要素构成的;秩序性是指"道"、"德"、"六理"、"六美"之间先后顺序、内外层次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事物就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源"、"体"、"用"贯通性是指"道"、"德"、"六理"、"六美"在生成事物之时便内在于事物之中而成事物的本体,与此同时,此本体外化为具体事物之"用"。贾谊本源、本体论的这些特点,深受先秦道家思想的影响。     

僧肇佛学的生态思想意蕴

僧肇佛学吸收、融合传统儒家"崇德广业"的价值观念,阐发"触事而真""即物顺通"的解脱观,有利于佛教今天关注及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僧肇佛学缘起论对于探讨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式具有积极意义;而僧肇佛学吸收融合传统道家"道物"关系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的整体论世界观,有助于形成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僧肇《般若...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庄子》内七篇与惠施考论

庄惠之交是了解庄子的一个视角,历来为学者所注意。《庄子》内七篇均与惠施有一定渊源:从《齐物论》《逍遥游》看,惠施于"齐物"有所得,庄子有所取鉴,但惠施所论不醇,"齐物"而不能"逍遥",遂与庄子之学分道扬镳;《人间世》论士人进退存身"形就心和"之道,思想背景与惠施一类纵横策士有关;《养生主》论"无用"之"保身",亦发端于《逍遥游》庄惠辩"无用";《德充符》论"不与物迁、命物之化"之"德",与惠施"弱于德""逐万物而不反"形成鲜明对比;《大宗师》论生死哲学甚精,是庄惠围绕"鼓盆而歌"论生死的延展与深化;《应帝王》走向对政治的完全厌弃,汲汲于政治的惠施是一个主要参照点。但庄子创作七篇非因惠施,惠施亦只是庄子笔下众多"质"中之一员。     

先秦道家和儒家的道德发生学说初探

一般地说,道家文化属非伦理型的,儒家文化是伦理型的,它们分别以道、仁（礼）为核心和价值源头。究其因,在于道家和儒家创立时其道德发生论的根本不同。一夏、商、周三代以天为宗,殷周之际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始对统治者提出道德要求。首先探究道德来源的,则是春秋末期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以下凡引《老子》,只注章名）,“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五十一章）,确立适的本原意味和至上地位。以道观人,老予肯定人作为社会主体相对于…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张载思想的“象”概念探析

"象"是张载哲学体系中重要的概念,有物象和心象两层涵义。物象表示"气"的形下的显现形式,为感官对象,不仅包括有形,还包括无形之象。心象表示"气"在意识中的显现形式,为思维对象,包括意识内容中的虚、理等形上概念。物象与心象作为同一物"气"的两种不同显现方式,都是"气"之"象",从而统一了形下与形上,是理解张载"气"论哲学体系的关键枢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论王船山对道家治道的衍解与吸收

力辟佛老以复儒学正统虽然是船山治学要旨之一,但实际上,他对佛道有辟亦有传。不过,他对道家思想并非作纯学术的阐衍,而是站在总结、批判、弘扬、创新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着力,侧重从社会历史生活中审视道家治国理念的功效及其经验教训。他称道老子清静无为、上德不德、守朴弃诈等主张;指责封建"德政""伤入尤多",认为去除僵化的道德教条则"天下自宁";主张为政者"顺物自然而无私",以柔治国;向往"自安"、"自育","胥相各得"的社会理想。以独特的方式吸收道家的治国主张并通过诸多史实验证其合理性。     

外刊学论

克莱因:“《道德经》中‘德’的两种解释”(Cline,E.M.,“Two Interpretation ofDE in the DAODEJING”,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31,No.2,June 2004) 对《道德经》中的“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安乐哲等人认为,“德”相对于普遍性的道是一种特殊性,是事物的生成或者呈现。而P.J.伊冯侯(P.J.Ivanhoe)认为,“德”是美德,与儒家的德的概念关系密切。这两种解释我们分别称为特殊论与美德论。 两种解释都涉及道家在说明“德”的时候使用的两个隐喻。第一个隐喻是关于新生婴     

论《管子》养生思想与黄老养生之学

养生是道家黄老之学的一个重要面向。《管子》中的黄老道家篇章,蕴含着丰富而深致的养生理论,其思想要点是:一、"精气"本源论;二、形神交养的养生论;三、养生必且体道;四、养生通于治国。从以上方面出发进行考察,《管子》诸篇所表述的养生思想,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战国及秦汉之际黄老养生之学的理论结构和内在逻辑。     

老庄生命哲学之和谐心灵生态生成论——以“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为中心

老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自然生命意识和生命自由精神,蕴含着朴素的心灵生态思想。生命哲学之"道",既不是西方的实体性自然,也不是具体存在的事物本身,而是一种敞显"自己如此"的状态,即人的内在的生命呼声。《老子》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从本体、价值、实践、境界之维阐释了和谐心灵生态的化成路径。"道"生之以生命之本,"德"畜之以心灵之真,"物"形之以心灵之善,"势"成之以心灵之美,通过尊道贵德和人文化成,育成悠然达生的心灵生态,为人们在现代性境遇下自觉化育和谐心灵秩序提供必要的古典智慧。     

论道家和佛教道德评价之超越性

道家和佛教的道德评价都有超越狭隘善恶判断的特点.在道家的价值体系中,“道”和“德”上升到存在论高度,不是狭义的“善”,而是超越人的狭隘判断的本体意义上的正面价值.本体论上万物齐一的境界构成道家道德判断的哲学基础.小乘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要求更接近世俗伦理,但也是以解脱论为归依.大乘佛教的“是法平等”从境界论上开出价值判断的“不二法门”.道家和佛教在境界论层面超越善恶的分别对待,就是章太炎概括的“平等二字”.“真平等”是对终极真实的体认.复归自然本性、认识本来面目就能把握“道”和“法界”的本体.道家追求回归天真本性,反对雕琢妄为,佛教提倡去除贪执,以了悟宇宙人生的真实本质,均体现了“以真为善”的价值追求.     

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道家智慧的融摄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立足儒门,融摄道家的本体论、本源论、自然说和境界论所蕴涵之哲理的产物:援引道家的本体论架构建立良知本体说,吸摄道家关于道即无规定性的思辨,申明良知本体所含之义理无具体规定性;借鉴道家本源论思维模式,勾勒出“良知→气→万物”的宇宙生成样式;拓展道家的自然论,用以证明良知存在的自然性;涵摄道家“无滞”的意境,认为良知还表征着无滞善恶毁誉得失存亡的超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