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自由意志、决定论与道德责任：一个实证的新研究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认为,"自由"事关人类尊严,"自由意志"是人类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必要前提,"自由意志"在法学中也被视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通过将经验证据与哲学思辨结合,提出并回应了"无意识的自由意志"问题,指出作为人类能力的"自由意志"存在个体差异。通过218个样本的实验发现:(1)多数公众持一种认为世界不完全由物理规律决定的"非决定论"世界观。(2)公众认为"完全由物理规律决定"并不意味着直接与"自由"相冲突,即存在一种"被决定的自由";高达85.32%的公众认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3)中西方文化情境中的公众均认为,"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相兼容:哪怕在一个行动者缺乏"自由意志"的"完全决定"的世界里,一个人也需要对其行为负责。因此,关于自由意志、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哲学论断,关于刑事责任的法律推理都呼唤必要的调整。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点,形成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两条确证道德自由的代表性理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两条理路由于忽略了道德自由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要么将道德自由推向了道德强制,要么将道德自由降格为道德任意.道德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道德自由得以可能的真实支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是社会伦理自由,社会性的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现实的社会伦理责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伦理责任所承载的道德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道德责任理论的批判

责备是人们在面对理由时的一种典型回应性态度,对这一态度的恰当判断往往需要预设一个具有自主意愿的行动者及其责任的归属。"聚焦式责备"(focused blame)是当代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对责备这一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中特定意涵的刻画。通过对其背后所预设的道德自我、道德责任、意愿等的批判性考察,威廉斯提出"作为起因的责任承担者"这一概念以阐明现实的行动及其后果对自我的构建性作用,指出康德伦理学借由纯粹意愿所构建的道德自我来承担绝对自由的这一理论抱负,有可能会遮蔽现实中人们的具体伦理行动和心理机制所原本拥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激进意志论的困难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兼与聂敏里、黄裕生二先生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发表一系列文章,阐释独立于自然因果链的意志对道德和自由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批评亚里士多德对意志的忽略,高度评价奥古斯丁和康德对意志自由的设定。本文将阐明他们对意志的设定的主要问题:缺乏经验依据容易陷入神秘主义;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并会滑向无穷后退;甚至所设想的意志根本就不重要。其实,实际生活中的责任追究诉诸的并不是意志而是因果链。道德是进化形成的复杂因果回路,责任的承担者是道德因果链上容易被改变的环节。实际生活中的自由同样基于因果律。因此,道德与自由应该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论行动者因果性理论的不连贯性

行动者因果性理论是目前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不相容论的自由意志理论之一。TimothyO’Connor等人近来已经论证说,其他两种不相容论的理论(CarlGinet的简单的非决定论)和RobertKane的因果的非决定论)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因此试图发展一种行动者因果性理论作为对不相容论的自由意志问题的一个解决。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表明O’Connor自己提出的理论是不连贯的:它要么无法解决行动的控制和运气问题,要么在它解决这个问题的试图中不得不退化为一种事件因果关系理论,因此就直接威胁到这个理论本身的连贯性。     

改造自然界与人的道德责任——论对世界存在和人存在的重新开启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手段,在马克思以前从来没有人将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视为一种先行开启世界存在和人存在的本体论的目的性活动。正是对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这一重大误读,导致了现代性的实践活动给自然界带来巨大破坏和对人的存在的严重扭曲。因此,正本清源,还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本来面目,成为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本体,它的先行存在地位决定了它才真正是人们对自然环境负道德责任的形而上学根据,正是通过它才开启出世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因而它才有资格成为道德责任的关怀对象。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先在性,决定了人们怎样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就有怎样的世界存在和怎样的人性。道德上负责任地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意味着人要负责任地创造世界、负责任地创造人的存在。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负道德责任,就是对自然世界负道德责任、对人本身负道德责任。     

维特根斯坦与行动的Trying理论

Trying理论主张行动者的努力尝试是所有行动的要件,且它就是行动本身。在当代行动哲学中,洪恩斯比与戴维森之间围绕Trying理论的争论,体现为对维特根斯坦"剩余项"问题的不同解答。然而洪恩斯比与戴维森的理解都不能令人满意。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是,不能由于意志论的直觉而陷入以因果机制类比意志作用的幻象;行动本质上区别于被动遭受的事件,但这不是两类因果作用的分野,而是两种语言游戏的差异。     

从习俗伦理责任到道德责任——西方责任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变迁

责任概念本身具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西方责任伦理思想产生了"习俗伦理责任"、"类理性责任"与"道德责任"三种责任形态的变迁.在传统社会里,人的责任是个人对自己所在社会结构的习俗伦理责任.现代社会里的责任为个人基于主体外在自由的类理性责任.后现代社会里的责任为个人基于主体意志(内在)自由的道德责任.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使得责任解除了外在结构的要求,走向了道德责任.     

人工智能的责任鸿沟——基于归因过程的分析

人工智能的行动责任既不能归咎于人类设计者或使用者,也不能归咎于人工智能自身.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设计者或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行动不具有引导性控制;二是人工智能系统自身不具有设定目的 的能力.责任鸿沟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性问题,因此目前基于主体性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都面临着困境.责任鸿沟问题实际上产生于因果归因的过程中.这一归因困难不仅存在于责任鸿沟问题中,而且存在于关于人类主体行动的操纵问题中.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问题也是一类特殊的操纵问题,导致责任鸿沟问题与操纵问题的原因是,具有平等主导性的操纵者与被操纵者的行动机制所造成的平行叙事.通过对行动机制的抽象层次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责任鸿沟问题及操纵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关于公共目的实现的伦理思考

公共目的是对公共生活的总体把握 ,是用于引导公共生活的。实现公共目的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任务 ,是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道德上合理的公共目的的实现要求使用正当的公共管理手段 ,它要求公共管理者用道德来约束其对公共管理手段的选择。这种道德约束有两种情形 :其一是在多样化的手段中选择正当性的公共管理手段 ,其二是使公共管理手段的使用正当化。     

耻感与道德体系

在主张德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两大道德哲学的历史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两大道德哲学的逻辑体系中,耻感都是道德哲学体系的原素和原色.耻感的伦理根源和伦理动力是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向伦理实体和人的公共本质回归的精神运动.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为确定道德责任,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出于意愿"的概念,并借用"始因"来说明何为"出于意愿",由此引发了关于意志是否可以为始因即自由意志的争论。站在决定论的立场,尝试从相容论的角度,说明道德责任不必以自由意志为前提。     

自由意志如何可能

西方主流学界一方面将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与外部世界的"随机偶然"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因此将它与外部世界的"因果必然"对立起来,结果陷入了价值学维度上的"自由意志"与宇宙观维度上的"决定论"是否相容的假问题而长期找不到答案。其实,作为一种围绕善恶价值展开的自律性人生现象,主体的自由意志本身就同时包含着因果必然和随机偶然两重因素;外部世界的因果必然和随机偶然也只有在与主体的需要形成关联,具有了重要程度不同的善恶价值之后,才能对主体的自由意志产生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影响效应。     

简析休谟的自由观

休谟关于自由有三种表述:自发自由、中立自由和自由.其中,自发自由就是自由,两者都与强制对立,与必然一致,而中立自由则是必然的缺无.他采取相容论立场,认为一个行动既是有原因的,又是自由的,一方面通过批驳中立自由巩固心理决定论,另一方面通过反驳彻底决定论在宗教上的运用以巩固自由学说,最终让心理决定论和自由学说一起为责任奠基.然而,他所肯定的不受强制反而模糊了自由的含义,并且,他的调和策略由于避开了相容论的关键问题,因而也值得商榷.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经验论立场.     

勒维:"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

我们的文化身分能够免除我们对某些行为所负的责任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涉及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假设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我们必须将道德责任同法律责任区别开来.出于何种缘由我们认为文化身分可以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文化身分能够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那么可以确信他们对其行为的错误性是无知的.因此,文化身分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可以参照其对相关行为无知的责任.我们通过以下与之相左观点的分析,验证该观点是否合理.     

探寻“积”的伦理学意蕴——荀子论道德之“积”

道德上“积”的思想是荀子论“积”的核心环节,构成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主要关乎人的道德品性、道德行为的积累形成,关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发展.“化性起伪”是道德之“积”的前提;“积善成德”是道德之“积”的主要内涵;注重学习、专心一志、实践行动和人文环境,是道德之“积”的主要方法.     

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