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论“法的秩序”

托马斯·阿奎那的个人际遇、融合神哲学的著述特色,以及探讨法哲学的初衷,为其法哲学论证奠定了基础。"法的秩序"论以神圣与世俗两个维度、以分有和类比两个方法进行建构,既分立圣俗、以上帝为因果,而又平衡圣俗、调和信仰与理性、以上帝为基准为宇宙及人类社会确立以永恒法为形上顶端、以自然法为中枢、以人法为形下末端,并以《圣经》神法为补充的"法的秩序"。其建构的秩序,与其论证进路本身,皆具备永恒和普遍的价值。     

“技艺模仿自然”——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8章的自然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第8章为自然目的论提供了“驳运气论证”和“自然—技艺类比论证”。第一个论证通过反驳恩培多克勒的运气论思想，充分证明了自然中存在目的，从而证明了自然目的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又提出“自然—技艺类比论证”,并不是想要添加一个并列的论证，而是为揭示自然目的论对于自然世界的普遍性以及存在论上的基础性。其普遍性和基础性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同样服从自然目的论，理性的思虑活动并不能为人类的实践活动赢得超自然的特殊地位。     

永恒、时间与无限：菲列珀努斯与普罗克鲁斯关于“世界永恒”的争论

在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思想交锋中,“世界是有开端的还是永恒存在的”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针对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鲁斯的“永恒论”,公元5世纪的基督徒菲列珀努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无限”概念进行反驳,从而论证“神创论”的立场。通过深入分析菲列珀努斯论证的思路和论证策略,并比较普罗克鲁斯以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的回应,本文力图挖掘争论双方的理论预设,还原双方在时间观、永恒观和宇宙图景方面的根本差异,并且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将这些差异追溯至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对于神义论问题的不同回答。     

阿奎那论理智与神圣知识的关系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首先论证了神圣知识的知识地位以及人类的自然理性在获得此种知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者是以神圣学问的学科需要为基础的,跟其它实践科学一样不可或缺;后者在人通过类推的方法获得神圣知识的过程中展现出来。阿奎那不仅认为理智能够认识上帝,而且可以在恩典的作用下认识上帝的本质。然而,人类的自然理性并不是全能的,它无法认识像三位一体这样的神圣奥秘;获得此类神圣知识只能通过信仰。     

社会学和哲学

本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写作的,即认为研究社会的学者也许能从那些将理性作为自己研究主题的哲学家的思想中受到教益,因为任何关于社会的系统研究都必然会受到理性的指导,理性主题的选择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论证,但坚持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把握则需要详尽的论证。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致力于扎实地探求真实知识和实践认识的人们,总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些哲学活动上(诸     

阿奎那的自然法作为本性之律的人学内蕴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系统地架构起一个包括“永恒法”(eternallaw)、“神法”(divinelaw)、“自然法”(naturallaw)、“人定法”(humanlaw)等内容的思想体系。其中,他将“自然法”视为以人性为根据的“本性之律”,协助人完成其“本性”目的。“自然法”不仅由于其“上通”“永恒法”而“分有”“神性”特征,更为深刻的是,其作为“本性之律”“下贯”“人定法”以规范人的世俗生活,而彰显出深厚的“人学”意蕴。一、“自然”的“本性”解析按照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由“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定法”等构成的宇…     

知识、语言和行动──维特根斯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一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的宗旨是要证明或说明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就是“确定性的寻求”，但从十七世纪新科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已遭到怀疑论的反驳。休漠曾论证指出；感觉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得到因果关系或自我同一性的知识，康德对此有深刻印象。由于他不赞同体漠的怀疑论，他便放弃经验来自感觉的假设，而论证道：某些概念（范畴）给经验提供必要的形式框架。正是由于某些概念的必要性使他能避免休漠的怀疑论。没有这些把感官得来的杂多加以统一组织的概念，经验便根本不会发生。康德用这个先验论证表明我们能够有外在世界的…     

政治不平等的两个论证

政治平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贝淡宁和白彤东为代表的贤能政治学者反对政治平等,提倡政治不平等。他们的论证依靠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论的特定解读,同时他们的论证可以重构为工具主义和非工具主义两种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重构,指出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义论证面临政治权利作为基本福祉反驳和滑坡论证反驳,而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义论证面临专家-老板谬误反驳和非目的论反驳。     

儒、道生死观异同论

“此岸的永恒”是儒、道生死观的合命题。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用彼岸世界的永恒性弥补此岸现实人生的有限性,导致宗教,而中国的儒道则不然。儒家和道家对于死都坦然处之,但推论则不相同。儒家把理性个体自我融入群体“自我”,用德行、功业克服感性存在的有限性;道家则是用否定的方法,探寻自我的解放,一旦重返生命的本真状态,与道同一,生命自我就有了永恒归宿,获得了最高价值。儒、道获得永恒的途径也于印度和西方不同,只须在现实人生中获得,但两家又有“伪世”与“游世”的差异。儒、道生死观使中国人没有沉湎宗教的迷狂,甚至中国佛教也受到影响而具有此岸性。这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同时也导致了疏异科学,鄙夷感性而高扬理性,轻视物的价值和逻辑实证。     

无需他人尊重的自尊是否可欲——对柯林·博德自尊观的一种批评性反思

与正义相关的规范性理论往往视自尊为理论焦点，罗尔斯、玛格利特、霍耐特和查尔斯·泰勒等人的理论均反映了这一特点。柯林·博德从斯多葛主义出发反驳了这一基本立场，其论证核心为“依赖性论题”,即自尊依赖于他人的尊重性态度。借用尼采对“升华的愤恨”的反思，通过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痛苦能够反驳博德的论证，并证明博德对自尊自足性的强调将使其拯救自尊的努力产生伤害自尊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尊，博德应该接受而不是否认“依赖性论题”。     

斯特劳森的反怀疑论观点——从先验论证到自然主义

斯特劳森对关于外部世界和他人心灵的怀疑论的反驳通常被看作某种先验论证。B.斯特德(Barry Stroud)批评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建立在实证原则的基础上,不能成功反驳怀疑论。斯特劳森在《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一书中对斯特德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描述的形而上学所坚持的是一种温和自然主义立场,它并不打算诉诸理性论证来反驳怀疑论,而仅仅满足于说明怀疑论的无效性。先验论证的主要工作不是为了反驳怀疑论,而是为了展示概念图式的主要结构性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描述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特征。     

论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与神圣实体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三卷第5章中提出了“主动理性”的概念。关于“主动理性是什么”以及“主动理性与人的理性是何种关系”的争论从古代的漫步学派延续至当代，从未停歇。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解释认为主动理性是人的理性灵魂的内在部分，以阿芙罗蒂西亚的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解释认为主动理性是与人的灵魂和身体相分离的神圣实体，而当代的物理主义者认为主动理性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解释理性活动的理论预设。本文支持一种经过更新的“主动理性是神圣实体”的解释。它表明，《形而上学》十二卷第6—9章补充了《论灵魂》第三卷第5章的内容；主动理性不是形式和知识的全体，也不是理性活动的普遍动力原则，而是在作为宇宙的“原初动力因”和“最终目的因”的意义上“制造”了可思对象和人的理性活动。     

灵魂作为内在形式：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与身体的质形论理解

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理解模式是质形论的(hylomorphic),灵魂作为形式是潜在地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现实性。但是,有学者指出这会导致潜在地有生命的身体就是现实地有生命的身体的矛盾,这也就是阿克瑞尔难题(Ackrill’s Problem)。本文通过对《论灵魂》和《形而上学》中一些核心文本的分析,尝试证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明两种质形论来解释人造物和生命体,而是认为生命体是在一种完美的意义上展现出质料和形式的必然结合,而人造物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展现出质料和形式的偶有性结合。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造物的形式是外在于自身的,来自于有此技艺的专家心灵,而生命体的灵魂作为形式是内在于身体之内的;因而,与之相应的质料的潜在性也就有所不同,人造物的质料是适合于实现其功能的切近质料,而生命体的质料则是潜在地能够进行生命活动的自然躯体,灵魂作为自然躯体的内在形式就是现实活动,是其生命活动的原因与本原。     

坟墓空了——耶稣复活的千古见证

<正>从古至今,被死亡吞噬的人无不灰飞烟灭,未见一人生还,"人死如灯灭"、"人死不能复生"等观念,成了人的理性所认定无法逆转的自然规律和生存法则。但是,基督信仰却向世界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不是出于信心,仅从理性的角度,确实存在理解上的重重障碍。连加尔文都承认:"要相信这件事不难,但要从人的理性去理解它,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但是,耶稣复活不是神话,而是神的话: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托马斯·阿奎那论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

托马斯·阿奎那的预定论一方面承认上帝决定着哪些人能够获得特殊的照顾,另一方面秉持人的行为更多的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发挥.通过预定只提供人具体行为的引导机制和大的环境,阿奎那认为它只是提供了判断的基础;人的行为是在人理性意志的作用下发挥作用的,即使是个人不能选择的事项,仍留有个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空间;预定是存在上帝那里的确实性理念,人对预定的原因无从知晓,为了获得恩典,必须发挥自由意志去争取.     

考夫曼:“在理性和常识之间”

理性论者和怀疑论者争论已久,其争论的核心是知识和信念的证明问题,前者认为,其可以证明,证明是合理和可用的;后者认为,其不可以证明,证明是不合理和不可用的。然而,他们都坚持理性是合理性的最终裁定者。我们的观点可称为“常识自然论”,有一些基本东西我们必须相信,即使我们并没有合理的基础。在怀疑中,有些不能怀疑。如外部世界存在、感觉的一般可靠性、未来如同现在等,至少在实践中这些不能怀疑。我们有一种先天的有限的确信能力。任何知识和可证实的信念,都来源于我们对一定量事物的自然而然的相信。如果这样,怀疑论者要求我们应合理地…     

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双重开端与双重还原——兼论交互主体性的原初性

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唯我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仍是从自我出发构造他我、理解他我,因而最终陷入唯我论。但问题是:一方面,现象学作为现象学必须要从一个绝对明见无疑的开端出发,而这个开端在胡塞尔看来只能是"本我我思";另一方面,胡塞尔通过对"本我我思"的"自身思义",又发现就世界或实事本身的奠基秩序来说,真正构成最初开端或最终根据的恰恰不是单个自我及其意识,而是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于是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就包含着双重开端:一是哲学沉思活动本身所要求的明见开端,即本我我思;二是哲学所要揭示的实事本身的开端或本原,即交互主体性。前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开端,后者是本原论意义上的开端。与此双重开端相应的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学还原:向超越论自我的还原和向交互主体性的还原。     

社会正义:从乌托邦到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对永恒正义的批判

永恒正义是伴随18世纪的思想传播而兴盛起来的一个理念。在蒲鲁东、杜林等人的著作中,永恒公平、永恒正义被作为永恒的理性、永恒的真理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蒲鲁东、杜林等人的批判中,特别对其永恒公平以及永恒正义等乌托邦式的社会正义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而把社会正义从人     

古典自然神学的论证意义与思想边界——从莱布尼茨的解释原则到休谟的证据批判

在现代早期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莱布尼茨和休谟以不同方式对古典自然神学进行了审视与考察。莱布尼茨在肯定其论证效力的前提下,尝试在理性的论证原则和解释原则之间寻求平衡;休谟则依据其彻底的经验主义原则,对自然神学的论证合理性提出了证据批判。本文在比较两者对待自然神学的不同态度中,探究了理性原则在阐释神学形而上学命题方面的论证意义和思想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