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论规范的能动性与自我构成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对自我的构成的论述,发展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行动概念和能动性概念。据此理解,行动是自我构成的,通过按照实践理性原则来选择,一个人将具有规范的能动性,并能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理性能动者。科斯戈尔德将其称为自我的构成性模型,并承认她受到了柏拉图和康德的启发。对科斯戈尔德的理论可有如下几点质疑:实践理性原则从何而来?科斯戈尔德的形式主义策略能否解决与道德无关的实践推理问题?规范性是否必然依赖心理统一性?尽管如此,需要承认的是科斯戈尔德为我们贡献了一种从规范性的角度思考能动性和自我构成的方法,并提供了一种综合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哲学的道德理论。这一道德理论对于回答道德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很有助益。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道德存在的普遍性维度及其界限——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转戾”与“曲通”

孟子道德哲学突出个体主体性及其完善,而在人的普遍本质与普遍道德原则上有着晦暗不清之处。朱熹从认知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理化"为普遍而超越的规定性,并将道德规范"理化"为形上的普遍原则,由此化解了孟子道德哲学中的自任心性之流弊。同时,在认知取向下,朱熹突出了"思"的独立性展开及其对于道德生存的积极意义;进而将认知的主体、道德的主体、道德的规范等加以条分缕析,对孟子道德哲学起到了廓清作用。不过,由于性、善、义、思等都被引向抽象普遍而超越之物,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存活动便被湮没了。由此,孟子道德哲学中的推扩问题,在朱熹就成为一个抽象观念世界与现实生存活动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普遍的类本质与超越道德原则的强化,也使得个体性的具体行事活动没有得到恰适的安顿。这表明,在个体性现实生存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和谐融合,仍然有待于儒学新的创造性哲思。     

科斯戈尔德能动性理论的双重思想脉络——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的能动性理论中,包含了对康德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灵魂学说的双重运用.其主要特点是论证了行动者根据规范性机制来构建自我.这个思路的洞见在于确立了规范性内在于人的能动性结构,道德动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简化了柏拉图灵魂学说,把理性的作用仅限定为评估身体欲望,一方面忽视了理性欲望及其对人的引导,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修养和进步.这两个问题导致其理论无法涵盖对于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历时性维度.但是,在此基础上,把时间性引入能动者的自我构建,能够发展出人生作为整体的历时统一性.历时统一性要求层次更丰富的规范性,体现出能动者的个体性.构建历时统一性,也是探求使得共时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论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

一般来说,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二是道德哲学研究;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伦理学的分型研究主要是在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展开,相对来说,对于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则关注较少."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道德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体系",它主要是探究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以"伦理学的哲学本性"为根本原则可以将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划分为五种型态."应当之应当"的道德基础是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的判定标准.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

道德哲学概念只有在道德概念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道德”是在人的主观自由的精神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绝对的、权威的、直接的伦理习俗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传统伦理习俗的“伦理”.这种“伦理”已经不是传统的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而是取得了主观思维形式的新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道德的哲学本性在于它的反思建构性,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就是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是第一个道德哲学形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形态,与前康德道德哲学形态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先验纯粹的“道德哲学”形态.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自主概念的规范性构建

自主作为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被广泛应用于道德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但自主概念本身纷繁复杂。考察特定身份的个体的自主性为寻找多义的自主概念背后的规范性要素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从生物性的角度考察个体自主概念,自主可以化约为"自我决定";从"人"的角度考虑将理性带入自主概念,自主可以化约为"理性自决";从"社会人"的角度考察,自主可以化约为"道德自主"。照顾他人的利益则是自主概念被赋予某种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力量的体现,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调和是通过自我完善和对他人的慈善这两种德行义务相结合得以实现的。"自决"、"理性"、"道德"是个体自主的三个规范性要素,而"善"必须是自主行为的出发点和目标,唯此,自主才有其应有的价值,即"善"是个体自主的价值的前提。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论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阐明——兼谈罗尔斯解读康德道德哲学之理论得失

罗尔斯曾指出,人们对康德道德哲学中普遍性的强调是错误的,康德观点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更具经验性规定的合理性观念。但在康德这里,只要我们能够寻找并确立存在着不来自于经验、纯粹先天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些道德法则在经验应用中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必然之事。因此,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特征实际上是由其纯粹性所必然蕴含的。通过有理性存在者的设定,康德最终阐明的确存在纯粹先天性的道德法则;康德道德哲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致力构建起此种纯粹的道德哲学,这也是其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根本保证。但罗尔斯基于其正义理论的论证需要,过于强调了康德道德法则的经验应用而有意弱化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规定,如此对康德经验性误读无疑使得康德道德哲学的先验性大打折扣。     

作为“行为同一性”的康德的意志自律

意志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学界对此普遍持有一种"行为者的同一性"理解,即认为意志自律的充分条件就是道德法则的服从者与道德法则的创立者具有同一性。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它会在意志中引入他律的可能,从而无法表达出意志自律应有的道德性含义。相反,本文作者认为只能以"行为的同一性"作为康德意志自律概念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在意志自律中,服从法则的行为与给出法则的行为是同一的,这种行为的同一性只能就纯粹实践理性自身活动才可理解。只有通过"行为的同一性"解释,才能表明意志自律与道德性的关系。     

有道德的权利尊严如何可能——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尊严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康德的尊严理论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之上,但是康德所理解的尊严不仅是一种道德尊严,而且从道德尊严可以衍生出权利尊严。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既继承了传统的德性尊严观,又具有现代权利尊严的特征,这种融合道德和权利的"有道德的权利尊严"观对指引当代人更好地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智性的情感——康德道德感问题辨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建立在对传统道德感理论的批判之上,但他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将它定义为一种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的先天情感,并在道德哲学中赋予这个概念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以解释抽象的理性法则如何能应用到具体的感性-理性存在者之上。康德的道德感理论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解释道德法则如何能在人心中产生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析情感的内在结构解释其普遍有效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建构可以划归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即天性和智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主动的知性和被动的感性被康德定义为完全不同的能力,但道德感作为一种智性情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重新界定这种关系。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论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

一般来说,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二是道德哲学研究;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伦理学的分型研究主要是在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展开,相对来说,对于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则关注较少。“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道德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体系”,它主要是探究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以“伦理学的哲学本性”为根本原则可以将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划分为五种型态。“应当之应当”的道德基础是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的判定标准。     

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德福困境的理性主义症结及其出路

从自在方面来说,德福困境是个伪命题,因为道德是为义务而义务的,而幸福概念的所有成分都是来自经验的。但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又具有德福一致的信念,同时纯粹道德义务消除自身抽象性的方式要付诸生活世界,所以生活世界是德福困境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生活世界中的德福困境又具有其理性主义的症结,因为近代启蒙理性既不能为道德奠基,也不能兑现它所许诺的幸福。德福困境消弭的可能性在于重拾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