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国际援助义务应如何认定——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分析进路

在讨论国际援助时,罗尔斯和一些世界主义者囿于一种"非此即彼式"的简单化进路,要么将其视为人道主义义务,要么视为正义的义务。这种进路因忽略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义务在关注对象、援助目标以及优先性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颇,而转向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分析进路可有效避免这种弊端。依据该进路,在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的区分及其内在关联被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导致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的综合分析,国际援助义务的性质就得到合理认定。其到底是正义的还是人道的,这种进路不仅为国际援助义务的认定提供了依据,而且在理论上满足责任原则的适用性、判断标准的连贯性和平等观念的重要性,对国际援助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全球治理赤字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构建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厘清代际正义的本质、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和代际正义的责任。基于跨国跨代的特殊性,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互利的正义,而只能是公平的正义;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效用或福利,也不是某种可以比较的社会基本善,而只能是人类得以发展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即可行能力;根据自然义务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各代建立并促进代际正义的普遍义务,而根据获得性义务的自愿或主动性原则,我们要明确跨国具体的世代因为自身的具体行动而承担的特殊责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未来世代的责任。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思考──兼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理解

一、社会公平的含义和基本原则 公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主要是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即个人在享有社会权利和承担社会义务时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较是否合理的问题。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５页）在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它们深刻体会到只追求效率不顾社会公平所付出的十分沉重的代价;因此,从实践上都着眼于把确保社会公平从而达到社…     

社群主义的全球正义困境:以戴维·米勒为中心的讨论

戴维·米勒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虽然为民族自决和对民族同胞的偏爱情感提供了空间,但其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作为其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人的概念(即需要帮助的受动者和具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既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也不具有“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难以成为全球正义理念的人学基础;综合个人道德与制度伦理双重视角的全球正义进路误解了全球正义的约束对象,把基于自然人格的自然义务与基于法理人格的人为义务混为一谈;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截然二分的情境主义的二元论正义观忽视了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低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潜能。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以人类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权利为基础,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权利。他从人性和维护自由市场秩序的需要出发,认为正义是支撑人类社会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正义的社会是实现了各个阶级普遍幸福的社会;他关注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重视贫困和穷人的尊严,历史性地改变了人们对穷人的看法。斯密的正义思想至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经济正义:当代伦理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对正义的追求经历了一个由个人正义到社会正义、由政治正义到经济正义的过程。随着经济关系成为支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的单向度价值取向的危害日益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在经济领域中日益凸现,经济正义已成为当代社会正义理论中最重要、最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和形式。     

难民问题的伦理反思

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难民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产物,其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但同时又与政治密不可分,人道性和政治性带来了难民问题的复杂性。"自我"与"他者"问题是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自我"与"他者"问题的核心是道德义务是否局限于共同体边界。难民问题的解决应当诉诸于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复杂路径,基于责任的援助义务为难民问题提供了伦理出路,难民在道德上没有过错,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主导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都应承担起援助难民的义务和责任。     

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何以可能

人类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承担生态责任势在必行。人类要承担生态责任，就需要确立承担生态责任所依据的原则，而其中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的建构尤为重要，因为存在着生态责任主体的认定和环境正义问题。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要具有可能性，应具备普遍必然性、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性、公平性和普遍有效性。我们可以依据如下理论和现实确立它的内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所以人类应保护自然界；自然物具有生存权，应受到尊重；基于不同性质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确定它们生态责任的大小。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具体包括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积极保护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     

论正义与慈善

人们普遍持有正义与慈善的四种区分:一是正义的义务是消极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积极义务;二是正义的义务是可以强制的,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可以强制的;三是正义的义务是完善的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完善的义务;四是正义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慈善则不是.这四种区分实质上似是而非.要想完整地把握正义与慈善,我们就必须对道德生活有一种整体的设想.     

爱国何以是一种公民美德

无论何种形式的爱国主义,都是一种对国家和同胞的特殊关切。对爱国主义最常见的指责,即是批评这种特殊关切违背了不偏不倚、公道的道德基本要求。实际上,全球化时代仍然是民族国家竞争的时代,由于人们处于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践履(得其应得,付其应付)乃是正义的基本要求,道德规则本身允许区别对待。公民与国家、同胞的特殊关系要求彼此承担特殊义务,公民以履行义务的方式对保障自己权利的国家和同胞表示特殊关切,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特殊关切也是有限度的,其界限是不能损人利己。总之,只看见国家而看不见人类,是短视的;只看见人类而看不见国家,则是幼稚的。     

社会正义是对健康的最好保障

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或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公民的健康除了由医疗卫生和生理因素决定外,还由诸多社会因素决定。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正义问题,因此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最根本的是要营造一个正义的社会环境,并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保障支持系统。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既是实体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伦理的意义。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所行使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因此,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的。     

社会正义是对健康的最好保障

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或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公民的健康除了由医疗卫生和生理因素决定外,还由诸多社会因素决定.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正义问题,因此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最根本的是要营造一个正义的社会环境,并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保障支持系统.     

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也是调节社会集体与其成员、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道德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把个人和集体、公正与平等、权利和义务、公正和效率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这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同历史上各种公正原则的根本区别。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论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人权是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分析路径之一。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有不少拥趸者,但也面临不少诘难。有些学者质疑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在义务问题上是模糊不清的,并强调了在全球层面上保护人权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后果。事实上,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能够容纳上述诘难,其人权分析路径仍然有拓展的空间。     

当代全球分配正义的理论论辩

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全球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关注点是人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利益或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因此,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权利获得什么,以及谁实际上应该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有权获得的东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论辩的基本框架,即两种区分、四种理论:关系主义和非关系主义理论、平等主义和底限主义理论。关系主义理论试图通过指出"这个世界的某种特征和状况"这样的事实来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存在提供理由,而非关系主义理论则用强调"人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一事实来为正义必须跨越国界提供辩护。底限主义者认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关注点应该仅仅聚焦到人的基本需要和对严重贫困的缓解上,平等主义者则强调,即使我们缓解了贫困和满足了基本需要,分配正义仍然有正义的理由去反对已有的全球不平等。文章最后分析了底限主义与平等主义从国家责任、平等的公制、民族身份、国家强制等方面就"正义"是否应该跨越国界所展开的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