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的“人民”概念

青年马克思在运用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驳斥黑格尔对君主国家的论证时,强调了人民在政治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但在黑格尔那里,人民其实也只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抽象理念,人民、人民主权以及民主制看似激进的政治主张其实并没有逃脱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逻辑。即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放弃人民与民主的理念,而只是放弃了政治国家层面的超验预设,追求通过物质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改变实现人民的真正出场。今天重新理解人民这一概念,不能将其看作经验现实观察的结果,它有一个历史生成并出场的过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追求,本身具有积极的价值意蕴,这是其他主体话语包括公民、阶级、市民、个体话语所不能取代的。人民作为政治主体地位的现实呈现依然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应积极促成人民所蕴含的政治理想的实现。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定在”与“社会定在”概念及其独特意蕴

在德语语境中,"Dasein"概念在最初发展中就获得了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规定。随后黑格尔以思辨辩证法的逻辑赋予了"Dasein"以变易性、有限性和否定性,并在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中赋予了"Dasein"以特定经济关系的现实内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颠倒了黑格尔对"Dasein"的既有设定,重新赋予它以肯定性、现实性和基础性的意蕴。但由于此时马克思没有真正把握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主要是在国家法的语境中把市民社会之定在理解为政治定在,因而他将这里首次出场的"社会定在(social Dasein)"概念主要把握为政治伦理关系,并在具体思考中孕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但在中英文的转译中,"Dasein"和"social Dasein"的特定内涵通常被遮蔽了,因而亟待重新发现与辨析。     

“消灭”与“实现”哲学的辩证关系及其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消灭"与"实现"哲学是相互依赖、转化的关系。马克思通过研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现了无产阶级对于"消灭、实现哲学"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意识,更是关于人的现实的平等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也是人的普遍解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因此与仅仅着眼于物质利益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这对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黑格尔的“Handlung”到马克思的“Praxis”——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

通过主题词研究法,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之间的演替过程能够得到清楚呈现。"Handlung"在黑格尔客观精神理论中被主题化,它在道德领域指道德意志或主观意志的外显,在伦理领域则既包括市民社会中具有特殊性和中介性的劳动,也包括政治国家中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行动。"Praxis"一开始被马克思主题化为理论的现实化和世界化,后来它尤其被理解为一般劳动和革命。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中"Handlung"向"Praxis"的演替背后是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体现出社会化劳动生产的巨大威力,它支配着包括道德行动和政治行动在内的一切方面,同时引发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革命。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变革及其理论效应

黑格尔在其现代理性国家建构中，虽然强调以普遍性为根本原则，但并没有忽略主观自由的重要性。部分西方学者以此质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要回应这种质疑，关键在于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国家普遍性的不同规定。黑格尔赋予国家神性基础，强调国家的普遍性源于客观意志，是自在和独立的普遍性。马克思则基于人民的立场提出国家的普遍性是人民类意志的客体化。对于如何将国家普遍性收回人民自身，马克思早期的解决措施经历了由真正的民主制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这种转变与马克思对人民的普遍性由先验的逻辑设定到物质生产的现实证成有关。经历这种转变，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国家取得独立性假象的物质根源，而且使普遍性生成的主体由精神转变为无产阶级，找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使普遍性回归人民的现实路径。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批判

市民社会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最"唯物主义"的部分,它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概念是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建构性因素,同时也是一个解构性因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根本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这种消极方面正是其市民社会辩证法中逻辑链条的断裂点。籍此,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重新勘定了劳动的消极方面在市民社会结构及进程中的真切意义,在扬弃劳动消极方面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市民社会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黑格尔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地方发现了新天地。     

辩证法与主体: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论黑格尔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是事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及其主体向度理解的重要理论问题。为反叛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辩证法庸俗化为缺乏内容奠基的形式方法,青年卢卡奇开辟出"近黑格尔阐释"路径,立足于"总体"范畴确证深入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法。但其与马克思返回黑格尔诉诸于历史辩证法仍有根本区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并不缺乏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主体向度,为此他在《资本论》中洞察到资本的自我活动与"绝对理念"辩证运动的内在相似性,揭示了资本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对人之主体性地位与作用的消解。青年卢卡奇则基于劳动本体论指认社会历史的总体由劳动建构,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通过自我认识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物化现实,但这一主体解放策略因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备受批评。     

唯物史观“历史性”观念的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新解

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性"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逐渐引入的。其关键之处是,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从笔记本Ⅰ借用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到笔记本Ⅲ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的演变,即从基于应然逻辑的异化概念到基于劳动一历史辩证法的异化概念的转变。     

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

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性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不仅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黑格尔的挑战揭示了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构建了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进路。马克思以财产权批判切入法权正义批判的理论视角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在批判重心上实现了从"权利"到"资本"的转换。通过把财产权批判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得以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法权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     

论马克思“个人”概念的两种逻辑

"个人"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马克思的"个人"概念遵循着两种逻辑:一方面是考察个人存在状态的方法论逻辑,沿着"精神的个人"、"类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这一脉线发展;另一方面是关于人的发展过程的生成论逻辑,由"群体化个人"、"偶然的个人"到"完整的个人"这一脉线构成。厘清马克思个人概念的两种逻辑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理论历程以及马克思哲学中诸多理论问题。     

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与批判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在政治领域的实际运用与具体展开,在其中绝对精神先验地预设与构造了政治国家。黑格尔先后进行了三重论证:主权等于君权、普遍性即是个体性、义务与权利相同一。三重论证的方法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的逐层展开,而中介逻辑的介入是黑格尔创制国家观的关键。通过引入"各等级要素"与"官僚政治",黑格尔机智地调和君王与市民、王权与立法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极对立。但黑格尔国家观实质是主词与谓词、逻辑与历史以及中介作用本身的三重倒置,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试图用中介逻辑来掩盖同一性哲学背后的二元论问题之后,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与超越。     

论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在我的物象-世界中行动”与“在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

黑格尔的行动构想"在世界中行动"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为"在(我的)世界中行动"。通过行动的结果,黑格尔的主体走向超个体的"物象"(Sache),即"在世界中行动"中的"世界",但通过行动(Handlung)本身,"物象-世界"又内化于主体。马克思的旨趣在解释"在世界中我的行动"的现实根据。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行动思想,但他更关心行动的"条件"(Bedingung)。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从"实践"(Praxis)的"条件"出发,解释了"物象世界"本身的形成。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价值形式论"与"交换过程论"的关系,马克思解释了"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何以是拜物教性的"起初是行动"(Im Anfang war die That)。     

卢卡奇对黑格尔外化逻辑的解析及其局限

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将辩证法发展史概念化为"实证性"阶段和"外化"阶段,认为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准备和"雏形",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倾向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模式,后者则从前者的绝对否定中摆脱出来,成为更具体、更历史的扬弃模式。卢卡奇认为,后一种模式的确立正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完成的,并把该模式称为"辩证逻辑",以期与"形式逻辑"相区别。本文将卢卡奇所说的"辩证逻辑"称之为外化逻辑,并认为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正是通过在黑格尔本人思想前后期中的"回溯法"和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穿梭法",来对比研究黑格尔的外化逻辑与马克思的异化逻辑之间的异同,从而力图达到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外化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当然这一解读依然带有浓厚的黑格尔气息,因此属于典型的卢卡奇式解读版本。     

略论“自由”和实现它的途径——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再认识

一、“自由是什么”和“如何达到自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其实是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而人们往往把它看作是自由的规定性。让我们先来粗略地考察一下这个命题的来源。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黑格尔在《小逻辑》本质论的§158考察了这个问题。他在“本质”论中由偶然性讲到必然性,并争取自由。自由的主体就是概念,思想概念借助于必然性达到自由、进入概念。(参见贺麟:黑格尔的《小逻辑》讲演笔记》,《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335页)黑     

马克思“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论断的溯源与释义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思想谱系中,存在一种“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这一逻辑内蕴一种对劳动的偏见和蔑视。洛克、斯密、黑格尔等确立劳动作为市民社会以及人之生成的建构性原则的地位和意义,但劳动总体上被归结为“谋生手段”,因而在根本上并未突破“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马克思超越“实践—劳动”二元论传统,通过融通劳动概念与实践概念,阐明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内涵、本质和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就其基本内涵和本质规定而言,是以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活动;就其价值立场和承载主体而言,是基于消灭劳动剥削的“人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活动;就其历史延展和实现条件而言,是在人类社会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活动。     

从实践概念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非直接接续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而是发端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接纳和批判。经由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批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突破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视域,批判地划清了同黑格尔辩证法的界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为基础的、具有"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外观的"思辨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实践原则为基础的、"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作为“现象学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卢卡奇证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关键一环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节中,卢卡奇论证了无产阶级意识自觉的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尚处于抽象性之中,而不具备现实性。为此,他又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达于现实性的关键环节。而该理论与他所借助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现象学家"观念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这集中表现在二者的地位与作用上的相通性上。这是其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要素的体现,是其恢复马克思主义中能动方面的理论努力。然而,由于卢卡奇所欲解决的问题同黑格尔辩证法逻辑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政党与"现象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张力,这要求卢卡奇超越这种总体性辩证法,但他最终并未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无产阶级”概念的反思性研究

无产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看到黑格尔法哲学中包含的中介性要素无力消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反而加剧二者的对立。面对这一矛盾,马克思一直寻找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的力量,哲学的探索使他在无产阶级中找到希望。因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作为实践的主体具有普遍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解放,担负起自我解放甚至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解放的任务,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遭受的普遍苦难以及其所处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决定无产阶级必将作为普遍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想实现革命的成功和人的自由就必须要求普遍性,这一要求决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身,更要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体现出马克思追求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文关怀。     

异化与存在——也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为了突出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学界习惯于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问题在于,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经历了一次嬗变,即从一个存在论的概念蜕变为一个价值论的概念,而马克思在其哲学的开端处恰恰是从黑格尔出发来理解异化的。据此,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异化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只有在黑格尔那里,异化问题才“第一次被看作是生存于世界并面对着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问题”(卢卡奇,第19页)。而且,在黑格尔异化理论得以完成的《精神现象学…     

“时代精神”概念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对"时代精神"概念以及时间与精神关系的理解决定着人们把握历史和文明走向的方式。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思想主导时间进程"的观点被逐渐确立起来,人类主动创造历史的能力因此得到了某种说明。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时间的精神维度,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现实的独立性仍然被严重低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从人的实践原则出发,将时间解释为思维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永恒对峙。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含义和功能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它被看作对现实历史中生成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并且它不再满足于事后解释历史,而是直接地参与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