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特瑞尔·卡弗的"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研究述评

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编委会委员.他改变传统考察顺序,独树一帜地提出"恩格斯一马克思问题",将恩格斯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主张通过解读恩格斯来理解马克思.他声称反对"一致论"和"对立论",确立了自己的"差异论"立场,即在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有一致之处的同时努力寻找并指出他们的具体差异.     

链接权力关系——马库思·米尔森与尚塔尔·墨菲的对话

2006年12月,伦敦的建筑师、作家马库思·米尔森拜访了政治理论家、政治理论教授尚塔尔·墨菲.在威斯敏斯特的一系列谈话中,他运用他最近的研究--"作为一种替代的空间实践形式(spatial practice)的冲突性与非共识性参与"--作为他的出发点,询问墨菲关于民主生活以及她对她所谓的"矛盾性共识"的理解.     

“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述而不作"一语,尽管在孔子思想中非常出名,也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学者集中讨论"述"是什么意思,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与"作"做了对比。要正确理解"述而不作",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述/作"关系的理解要与儒家"孝"的概念联系起来。"述而不作"其实是孔子对自身活动的自我描述,也就是描述他做哲学的方式。(2)一般来说,孔子的"述"总是被看作与他的古典工作相关。这并没有错,但这也不是"述"的全部。从根本上说,"述"是对"道"的恢复。孔子"述"的内容是"道",这也就是他传承古典工作的目标。(3)我们主要是通过《论语》而不是他编纂的经典来学习孔子哲学,对"述/作"的准确理解一定要结合《论语》中的思想。     

历史研究中的信仰问题——以科林·布朗的《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为理论个案

既然历史事实中内含历史学家(历史叙述者)的"我信"、历史言说中有见证者的"我信"、历史事件中的经历者的"我信",既然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言说中的历史事件(口传史)与历史叙述中的历史事件(文献史),那么,历史学最终要面对信仰问题。科林.布朗的《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的写作,就是这方面探讨的尝试。该书遵循在历史中理解信仰(包括启示、神迹、圣道、上帝)的原则。对于汉语思想中的历史学界而言,他大量引述神学家的历史文献,无疑使我们意识到信仰在历史书写中、乃至在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使我们自觉到基督教在理解西方历史传统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试论狄塞尔敦“人论”及其诠释进路

英国神学家狄塞尔敦(Anthony C.Thiselton)在运用诠释学进行圣经与神学的研究上颇有成就,本文主要从他的《教义诠释学》的人论管窥他的诠释魅力。狄塞尔敦从圣经、传统和现代世界详述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人,试图为抽象的教义搭建一条通向我们现实生活的桥梁,对每一个追求"信仰寻求理解"的人特别有启发意义。     

论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的“自足”

本文基于对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自足"的分析,讨论了在两种视域(自我与他者对立/自我与他者统一)下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简言之,在两者对立的视域下,自我仅限于孤立个体,他者成为我们不得不提防、又不得不依靠的外在事物,因而自足无法实现;但在两者统一的视域下,他者则是实现自足的必要手段与路径。继而,本文试图指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是现代性的局限性之一,重新思考"自足"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到外在善(尤其是财富)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且有利于我们在与他者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积极地寻求卓越德性与幸福生活。     

儒家视阈内群己关系之考察 ——以“仁”为中心的展开

"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对群己关系以及家国天下的理解,绝非对个人价值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是强调个人道德追求与共同体内在价值的交汇融合。儒家依"仁"而形成了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这既源于己(个人)的追求,也体现了群(共同体)自身的价值指归。儒家仁学思想中对群己关系的理解,主要从"个人道德完成""共同体价值实现"以及"物和他者之宇宙生命体共存"三个维度展开并相互融摄。进行儒家群己观研究,有益于解决生态危机下的现实冲突和构建新的社会伦理与价值取向。     

“理解”的知识论

传统知识论是与"自然事件"相对应的认识方式,它并不足以覆盖"行为事件"的解释领域。本文就此提出一种新的知识论,即"理解的知识论"来加以补充。目的因(行为事件)构成"理解的知识论"的特有研究领域,对行为的目的、意义与价值的把握是理解的目标。理解是在"理解的空间"的架构下进行的,它包含如下三个部分:一是我们已经具有的知识系统,它为认识提供了一种知识背景;二是包含在其中的深层的思维规则系统和价值规范系统,它们为认识活动提供了规范性的理由;三是经由经验知觉以及佐证(testimony)所获得的信息,它们提供了事实性的证据或理由。理解的知识论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义务原则"、"还原原则"以及"合理性原则"构成理解的三个基本原则。     

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概念

<正>近些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中,逐渐关注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特别是试图从当代哲学的视角解读他的语法概念的思想内容。(Forster;陈嘉映;韩林合,第11章)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维特根斯坦对"语法"概念的使用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而如何理解其"哲学语法"概念,实际上意味着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     

"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

1、发生学的方法:胡适的理解(1919年) 1919年2月,胡适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两个月后,他在论述杜威实用主义的"实验主义"(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一文中,对发生学的方法(the genetic method)作了如下论述:     

超越文明冲突论: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是英国第一位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专业历史学家。刘易斯的核心关注是伊斯兰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即伊斯兰与现代性的问题,这让他与文明冲突的理论密切联系起来。特别是在"9·11"之后,他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使其著作相继位列畅销书的榜首。然而,在盛名之下,人们却几乎忘记了刘易斯的历史学家身份。重新发掘这一点,不仅对于了解刘易斯,而且对于认识西方学界的中东学术史以及理解中东问题本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阿维森纳论存在与本质的区分——以《治疗论·形而上学》为例

"存在"(实存)与"本质"是形而上学的一对重要概念。阿维森纳综合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阿尔法拉比的存在学说以及伊斯兰神学教理,首次明晰而且系统地区分并界定了两者。《治疗论》尤其体现了他对存在和本质的独特理解。这种划分紧密结合了他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理论。由此,他确立的存在—本质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存在论哲学。     

人性论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径

本文对轴心时代以来传统或古典的人性假设、人性论的现代性转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人性论进行了扼要考察。指出,人性理论的研究有产生背景和发展承继之变、有论证方法之异、有"是然"和"应该"之争。人性理论的研究要紧扣人性论研究的目的,也即紧扣人性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域(归纳为人性论核心要义):人性来源于何处(因什么是然)、人性是什么(是然)、人性应该的取向(应然)。人性论核心要义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是人性理论解析、建构的关键;尽可能扩展人性论的研究视域,同时紧扣人性论的核心要义,进行综合理解和共识融通,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的人性论与新达尔文人性进化论之间的综合理解,对现时代人性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耶佛互应——大卫·特雷西的宗教对话思想研究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宗教与宗教之间如何在保持自己宗教独特性(或差异性)的同时,与其它宗教之间进行合适的对话,同时达到对"本宗教"的发展及其对他者"最大的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旨在阐释大卫·特雷西在后现代处境中与佛教的对话研究。特雷西借着禅宗来观照自我诠释、自我存疑、自我回溯、自我转化,这样的对话思想无疑对于理解其它宗教、反省自身的宗教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也为宗教对话、文明互通提供了借鉴。     

弗拉纳根的心灵哲学转向与自然主义幸福观

传统的心灵哲学只关注对心灵的求真性研究,而不关注对心灵的价值性研究。美国哲学家弗拉纳根打破常规,基于自己对心灵哲学元哲学问题的反思和理解,把幸福等价值性问题纳入到心灵哲学的研究视野当中,发起并推进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哲学"转向"。弗拉纳根把他对幸福的自然化研究称作"幸福学",幸福学的研究方法是他所谓的"神经现象学"的方法。他利用"幸福学"和"神经现象学"对当前幸福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弗拉纳根的工作是一次"将幸福自然化"的尝试,这既为我们理解幸福提供了新的维度,也为当前陷入困境的自然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     

特质标签对儿童错误信念理解的影响

该研究将错误信念任务中主人公加上"聪明"或"笨"的标签,以考察特质标签是否会影响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360名5~8岁儿童参加实验,每个年龄组儿童随机分配到"聪明"标签组、无标签组和"笨"标签组。结果表明:(1)"聪明"标签会极大地阻碍67、岁儿童理解他人错误信念,对5、8岁儿童没有影响;(2)"笨"标签对所有年龄组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都没有产生影响。     

在跨文化的诠释中确立典范——杨庆堃关于中国弥漫性宗教概念的意义

在充分认识不同宗教的本质与差异的前提下,相对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杨庆堃创造性地提出了"弥漫性"宗教的社会学概念,使中国宗教研究得以在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获得空间。本文从宗教之间彼此诠释的重要性入手,探讨杨庆堃为中国宗教研究树立的典范: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相互诠释与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跨文化(宗教)的诠释中来深化对中国宗教的解说与理解。     

心理治疗循证实践中“证据”的四个基本问题

循证实践正在成为西方心理治疗发展的主流方向。但如何理解循证实践的"证据"仍是见仁见智。部分社会大众甚至心理学专家仅将"循证"当作一种"修辞"或"时尚",顾名思义地界定"证据",或按主观信仰随意地选择与应用"证据"。文章以"证据"为研究焦点,试图建构系统理解"证据"的全面图景,探讨了心理治疗循证实践中关于"证据"的4个基本问题:(1)从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心理治疗为什么需要证据";(2)从证据的类型范围、生产者及存在形式三个视角,描述了"心理治疗存在哪些证据";(3)从证据的科学程度、研究设计的严谨程度及解决实践问题的契合程度出发,阐述了"哪些证据才是好的证据";(4)从6个步骤推广证据及创新研究设计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了"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推广与应用证据"。     

论戴维森后期意义理论与“Knowing How”

戴维森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变化、修改、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意义理论呈现出与早期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明显不同。他后期力争提出一种关于新的语言理解理论,这种新的理解理论与赖尔对"knowing how"的探究具有一种本质的联系。为此,本文试图论证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实质是一种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knowing how"的理论。解释者在具体的交流行动中知道如何使用真理概念在交流过程中正确解释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并不需要预先假定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