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

本文着重考察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认定他的语言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学形态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其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区分了"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好之名"的两类之名.第二,在讨论何者为"道"的哲学形上学问题时,首次引入语言学的句法分析,对古代汉语中谓语动词"之谓"与"谓之"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给出了明确的区分.第三,在批评宋明儒的思想同时,还引进了语词分析、句子意涵分析和文本中的言语脉络分析等具体的语言学技术性方法.第四,直接从文字训诂与语言分析入手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哲学意义,以语言学的实证方式追求哲学的形上之道.使其哲学既与宋明理学者从哲学思考路径出发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致思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目标不同,从而形成了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自身特点.     

从“语言”到“实在”——柏拉图语言哲学新探

语言何以表现"实在",是哲学、语义学和认知科学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它充斥着悬而未决的问题、谜题和悖论。在论述语言与知识关系的《克拉底鲁》中,柏拉图着重说明语言在认识"实在"中的中介角色和基础性工具地位;作为一种用于分离"存在"的工具,语言有客观上确定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同"实在"同构,并映照"实在"的结构。但在其他地方,柏拉图却基于"思想本身在结构和内容上是语言的"的原则,对语言的价值、意义、真理的本性,及语言与思想、"实在"的一般关系做出不同论述。通过对柏拉图相关对话录及其现代阐释进路的分析可知,与当今分析哲学将语言学哲学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应用于语言学的科学哲学来发展的主流思路不同,柏拉图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语言研究不能与对稳定"实在"的研究相提并论,尽管他深信词源学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金岳霖“穷尽可能”的“必然”观——与维特根斯坦“重言式”的比较

《论道》是金岳霖的主要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西方现代逻辑与中国哲学相结合这一特点。很多人觉得《论道》不容易读懂,原因在于里面包含很多逻辑的背景知识。在《论道》一书的"序"中,金岳霖这样写道:"近来经奥人维特根斯坦与英人袁梦西分析才知道逻辑命题都是穷尽可能的必然命题。"[1]这里     

“思”与“在”——笛卡尔对终极存在的现象学之思

“思” (cogito,“意识”或“语言”)之外有没有“在” (being,“有”或“是”)? “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 如果“思”外有“在”, 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 如果“思”外无“在”, 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 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 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 当代哲学注目于语言和意识的显现而拒绝言说终极实在, 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     

海德格尔的“笔记本”或“黑皮书”在其著作整体中的位置

本文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之思或原事之思出发,开启了"黑色笔记本"所处的本质性哲学维度,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解读这些笔记的正当方式,帮助我们以合乎实事的态度进入海德格尔在其中所作的思想尝试。     

“道演”:金岳霖的“进化”世界观

在现代中国的体系化哲学中,金岳霖的哲学最具体系性。在这一方面,他是能够让西方哲学的体系化特征在中国哲学中充分表现出来的真正代表性人物。①金岳霖通过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层层抽绎哲学概念和问题,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很严密。他的三部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分别代表了他在     

哲学的“终结”与美学的危机:基于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思考

哲学的终结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美学问题的研究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海德格尔批判传统、追问存在、终结哲学这一伟大构想的深刻用意在于:他把传统哲学当作了小写的哲学,而把思看作永恒的大写的哲学,终结已经进入历史的旧哲学,召唤哲学之"思"。德里达则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用"差异"原则来取代"中心"概念来完成他的"哲学终结"之思。哲学和艺术是美学的两极,"哲学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一起预示并彰显着美学的危机。后现代主义美学研究必须从"终结"话语下的"美学的危机"研究开始。     

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与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历史感,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的自觉确立。马克思哲学运思的真正基础是"世纪"而不是"原理",这正是它的真实历史感所在。维科关于人只能认识自己的产物、观念顺序取决于事物顺序等思想,同马克思关于"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同一性、人的生存方式决定范畴的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德国浪漫派关于历史规律本身的历史性、对超历史的永恒人性的批判等思想,也启示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性的规律"、人性在历史上不断改变等思想的建构。但马克思哲学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是作为启蒙主义的反题出现的,而是作为扬弃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对立的合题出现的。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仅仅是在此意义上同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思想史联系。它不能被无视,但也不应被夸大。     

“声音”与“意义”——在《意义的逻辑》与《千高原》的张力中探寻语言的诗性本原

语言是德勒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对意义的表层特征进行了描述,但同时亦敞开了语音一嗓音一发音这个肉体的深层维度。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再度启示了从意义与声音交织的本原之处对语言进行反思的可能性。本文尝试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进一步揭示德勒兹的语言之思的深刻内涵。     

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

远在人类提出哲学问题并试作解答以前,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已经在语言中初步反映出来了。大概最早只是描述,后来才形成抽象概念。如果把词作为传达这种认识信息的基本符号单位,那么,表述存在的动词(“述词”,梵语khyta)是值得注意的。这是人类对外界的哲学认识的基本的和概括的反映。在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以后,这类词也还与哲学思     

如何做哲学

"做哲学"的方式在哲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多重形态。在实质的层面,哲学之思展开为对智慧的追求,后者体现为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的统一。以人观之意味着从人的现实存在境域和背景出发,以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研究和追问的对象;以道观之则意味着跨越知识的界限,贯通存在的不同方面,把握世界的整体,并追问人和世界中的本源性问题。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之思作为以理论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思维活动。哲学思想凝结在概念之中,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也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今天的哲学思考还需要回到存在本身。所谓回到存在本身,意味着既要扬弃囿于语言逻辑的分析哲学,又要扬弃囿于意识领域的现象学,进而回到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本身。哲学之思同时涉及理论与经验、知识与智慧的互动。     

“面向语言本身”:从语用学哲学到语言现象学

<正>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句法学到语义学、由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语用学对语言的看法,尤其是晚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塞尔等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语言观"有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融通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     

关于“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一文的讨论

“哲学研究”编辑部于1959年3月17日邀请一部分逻辑工作者,讨论“哲学研究”1959年第3期发表的金岳霖“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一文,出席座谈会的有朱波、马特、李世繁、王宪钧、汪奠基,胡世华、方华、赵明、王聘贤、金岳霖、潘梓年等同志。     

“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通过考察近现代中国学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古代"变之哲学"的特别关注,审视进化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如何渗透其中并规范其核心内容、写作框架和分期模式,进而追问哲学是进化抑或是增长的,哲学的增长是否必然遵循某种发展阶段论,科学化与实证化是否可以作为哲学增长的最终目的等问题,由历史的反思而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应如何消解进化主义的强烈影响,放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观念,转而致思于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的常与变、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从“后伦理时代”到“伦理精神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思想进路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用精神哲学方法探讨伦理道德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形态,回应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伦理道德向精神家园、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回归,借以把握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该书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清醒判断,直击当代文明缺失之质性和根源所在,试图通过精神哲学独特运思方式,将主导现代道德哲学的"我应该如何生活"句式转换成精神哲学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句式,架起个体之"我"通达整全之"我们"的伦理纽带,推动人类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该书视角独特,结构宏大,创新之处颇多,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为学”与“为道”——《管子》“四篇”与《老子》法哲学思想之别

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论“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

二十世纪哲学领域里发生的“语言转向”，对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哲学论著的风格，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使它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我国哲学界，相当多的人认为，“语言转向”已经过时，甚至作为它的直接产物和结果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也已经过时了。他们还认为，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这场革命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数理逻辑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哥德尔定理宣告了形式方法是有矛盾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哲学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     

“语言的转向”的哲学反思

崔伟奇：“语言的转向”的哲学反思所谓的“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这一转向的发生、发展,反映了哲学发展中的...     

论海德格尔的“诗”与“思”

海德格尔提出,要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并不是去进行语言分析,把语言当作一个对象,而是要让语言自己说话。但要经验语言、倾听语言的所说,就必须进入思与诗的对话,因为语言道说的典型方式就是诗与思;在诗与思中,人言得以向道说转化。诗与思作为道说的两种本真方式居于道说之中。     

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