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论王安石对《中庸》的诠释——兼论与二程诠释的异同

王安石不仅较早地对《中庸》作过诠释,而且他的诠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安石的《中庸》诠释,不仅扩大了《中庸》的影响,而且在促使士人更加重视"性命之学"探讨的同时,还进一步促使士人形成和加固了内圣外王的价值观(或担当精神),这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佛老的挑战。在内圣外王、性情关系等方面,虽然王安石与二程对《中庸》的诠释有一致之处,但从整体上看,相对来说,王的诠释存在"支离"之弊,而二程的诠释则更为圆融,故王的《中庸》诠释被洛学所超越是宋代《中庸》学发展之必然。     

“性无善恶”与“穷理尽性”——苏轼的《中庸》诠释解析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苏轼的诠释则是对以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之处为从本体论的高度来诠解《中庸》。他认为舜、禹、皋陶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穷理尽性"。所谓"穷理尽性",就是认识、体察"道"之大全,而此"道"是宇宙之本原、本体。若能体道,就能"道济天下"。由此,苏轼既论证了达到"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论证了"内圣"与"外王"的合一。当然,因苏轼理论自身的不足,其《中庸》诠释被理学家所超越是必然的。     

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

胡瑗是北宋最早有专著对《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从思想内容上说,胡瑗把《中庸》之"性"作"性善"解,并提出了"明心复性"、"节情"、"防邪"、"积善"、"博通物理"等修养工夫。这为后来的儒士,尤其是理学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建构开启了先河。从诠释方法上说,虽然胡瑗对《中庸》的解释与郑玄、孔颖达有一致之处,但与郑注孔疏的不同之处甚多,这一不同引领了诠释新方向。从目的上说,胡瑗与范仲淹一致表彰与诠释《中庸》的根本目的是建构一套与佛老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进而复兴儒学。     

试论朝鲜赵斗淳对司马光易学的接受及其途径

朝鲜时期士人赵斗淳认为北宋司马光于人君三德"仁明武"中尤重"武",这与北宋以降士人以《中庸》"知仁勇"之说解读"仁明武"的观念颇为异致。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引《易》论"刚",与司马光《易说》的重武倾向相呼应,对赵斗淳颇有影响;除此之外,赵斗淳还吸收了朝鲜儒学界对朱熹"刚果"说的继承和发展。通过上述途径,赵斗淳间接地接受并强化了司马光《易说》的尚武倾向,形成了宋臣"惓惓于武"的说法。     

郭象玄学化的“内圣外王”观

<正>《庄子·天下》篇提出了庄子后学黄老派积极人世、开拓进取的"内圣外王"概念,但在《庄子》书中仅此一见,且表述简单,内含模糊,故被淹没在《庄子》悲观出世、闲适旷达的整体风格之中,未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此后积极有为的秦汉大一统帝国时期,"内圣外王"与《庄子》书一起沉寂了数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末年,帝国崩溃,儒学式微,玄学兴起,《庄子》作为"三玄"之一受到士人的追捧,在此背景下,"内圣外王"一语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而郭象注《庄》,以"内圣外王"标举庄子思想,并对其做了玄学化     

《管子》的“中正”之道

"中"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中"肇源于西周,内在于德礼传统,经由儒家继承发展,阐扬出了"中庸"的理论。《管子》的"中正"之道,显示出了思想史上另外一条线索。《管子》的"中正"是随着"法"的观念与精神的滋长发展而来的,并在黄老学的阐释下赋予了更丰富的意涵。在道法脉络下的"中正"之道,与德礼传统的"中庸"相映成趣,既反映了齐鲁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出儒、道(含黄老)两家思想的分野。     

德清与智旭对《中庸》的诠释

《中庸》不仅对儒家本身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同样深广。唐宋以来,佛教与儒道合流成为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在明代佛教发展中体现尤为充分。本文通过分析明末两大高僧德清及智旭对《中庸》思想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明末佛教的影响以及明末佛教会通儒学的方式及特点。     

儒释会通 北宋高僧智圆的中庸思想

正一、"儒释言异而理贯"智圆(976-1022)是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的杰出代表人物。其自幼喜好儒学,对中庸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和感悟,因而自号"中庸子",又称潜夫。智圆一生著述颇丰,尤以《闲居编》影响最大。其在《闲居编》的《中庸子传》中,对儒家的中庸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把儒家的中庸和佛教的中道进行了比较融通,此思想影响较大。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张载《易》学研究

生平传略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生于公元1020——1077年。祖居大梁,后迁凤翔、邵县横渠镇。又移长安,遂为长安人。张载少孤而自立,喜谈兵事。年二十一,曾以书谒陕西宣抚使范仲淹,慨然欲树功名。范仲淹识其才,乃告诫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他接受了范仲淹的忠告,《中庸》犹以为未足,又窥之于释、道。但“累年究极其说,知     

真心与皇极——北宋契嵩禅师三教论视域中的《洪范》学及其意义

在唐末宋初道统论和辟佛论兴起之际,兼治三教的契嵩通过阐发《洪范》皇极论与《中庸》未发已发说,提出"《洪范》与《中庸》相为表里"的观念。他一方面认为三教皆是皇极大中之道的体现,以皇极统摄三教;另一方面又以理事体用之分判教,认为佛高于儒,是皇极大中之道的最圆满表现。这一说法有着政治与理论上的双重意义,既为宋仁宗时期佛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也对宋代理学的理论创发有所启发。     

《保训》的“中”与“中庸”

本文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中"进行了研究。《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但行于己,则外能及物")、条件(诚)还是其适用范围(人及万物)来看,都是一致的。《保训》"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滥觞。     

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对《大学》的诠释

正明末时期,理学仍然作为官方的主流思想,基于现实的弘法需要,基于佛教圆融的特质,明末佛教吸收儒家精神,对儒家《论语》、《孟子》、《中庸》等大量经典进行诠释,并对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心统性情"、"致良知"等重要观念进行评介和论述。其中对《大学》也表现出极大关注,并以佛教精神诠释《大学》的内涵。本文拟以明末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两大高僧对《大学》的注释和诠解为例,具体、明晰地反映出明末佛教"以佛解儒",进而     

范仲淹“忧乐观”与大乘佛教“菩萨道”

正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又是公认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其《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谓妇孺皆知。读此句,在朗朗上口的同时,又无不为其拳拳赤子之心而慨叹不已。范仲淹的"忧乐观"所体现的济世利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恰恰与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时是宋明理学南传的重要过渡人物之一,他继承洛学后开出道南学派,对闽学的思想有指导性作用。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又根据《孟子》"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说出"知"与"存"的横向意义,配合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直贯意义,补充孟子未尽之义,与孟子构成一套立体意义。本文以杨时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阐释,以探讨杨时的本体论思想。     

敦煌写卷《求因果》中的儒道思想探微

敦煌写卷S.5588,首尾皆残缺,故学界多以其现存首句"只为求因果"中"求因果"三字冠名。《求因果》与大多数敦煌写卷一样,为唐五代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年限难以断定。这是一篇佛教思想笼罩下的"劝善文",尽是佛教语言和思想。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甚至民间思想。这与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时代背景相关,因为儒、道思想在中国的根基和影响巨大,佛教想要发展壮大必须与其调适兼容,当然各个教派之间思想的共通性也是一大因素。"求因果"吸纳了儒、道思想中与佛教教义相通的某些成分,甚至只是借用某些表达方式和思想框架,来表达佛教劝人修身向善的思想。     

敬畏与慎独:《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中庸》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经典,它建构了以"诚"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以作为天道的"诚"为其形上基础,阐明了道德工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自诚明"和"自明诚"两条相反相成的工夫路径,提出了立志向道、循序渐进、安身求道、注重内容和实质的道德工夫原则以及学、问、思、辩、行的具体方法。这种道德工夫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从"敬畏"与"慎独"两方面对之着重进行分析。     

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儒教基本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述要

以《大学》、《中庸》文本为学理典范,儒教奉持内圣外王、伦常当位基本价值观与天人合一、道则中庸基本思维方式。儒教基本价值观以内圣外王为框架纲要,以伦常当位为内在把柄,以性善论与民本观为学理依据。儒教基本思维方式则以天人合一为框架纲要,以中庸之道为内在把柄。自觉体认与践履儒教基本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即是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复兴固本培元、清源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