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诠释中的限度与超越——兼论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

在文本的诠释中,什么属于“合法的诠释”和“有效的诠释”?什么又属于“过度的诠释”?文本的诠释需要设立一定的限度吗?这样的限度能否允许突破和超越呢?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对诠释学的发展还是对我们的理解实践而言,都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它不仅涉及对当代西方诠释学思潮的评价,而且更关乎对诠释学研究未来走向的抉择。本文试图结合对当代诠释学发展的反思,阐述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同时也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一、文本诠释中的“文本语义关联性原则”读者对文本的诠释首先面对的是文本,而诠释学意义上的狭义…     

试述孟子诠释思想的本体论内涵——兼论中西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中国诠释学的重建过程中,多数学者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诠释学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诠释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挖掘不够,从而未能真正实现与西方当代诠释学的沟通与对话。而孟子的诠释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本体论内涵,其与西方本体论诠释学的差异也尤能体现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独特性,亟应引起学界重视。     

诠释的创造性与"创造的诠释学"

自施莱尔马赫奠定现代诠释学以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如今,这股思潮突破语言的界线,延伸到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一批海外华裔学者率先对此作出了回应,而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建立的“创造的诠释学”尤为引人注目。它虽发端于释老之学,然又融会了西方哲学的诠释方法论,在诠释学方法规则的制定上具有独特的建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融合中、西思想的诠释学形态。其宗旨是构建一个诠释的方法论规则体系,以现代化地重建传统哲学。     

“诠释”还是“阐释”: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中国文字诠释学以"字本位"为特征,但其对意义的解释则需要借助解释主体介入原则和解释文本独立原则。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西方诠释学传统讨论的主要内容。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文字诠释应当以思想阐释为前提,而文学阐释则应以哲学阐释为根据。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可以被看作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书讯

近年来,由海外而内地、从西方诠释学的翻译和介绍到立足于中国化情景的移植性思考,逐渐形成了"中国诠释学"探讨的热潮。很显然,这次"经典诠释"之波的掀起并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是一种新方法的引进或者仅限于方法论上的改良,而是具有更广的意蕴和更深的指向。"经典诠释"的兴起与其说是一种解读古典文本的方式,倒不如说是一场"复根"的活动,最后能否开展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经学"     

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及其出路

20世纪末 ,国内外理论界先后出现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 ,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然而 ,当我们确实着手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 ,却不得不发现我们遭遇了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这里的“诠释学困境”是指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如何处理文本的诠释与意义的创生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困难处境。[1]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了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影响 ,无论是旨在创立一般诠释学的施莱尔马赫 ,还是努力把诠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之普遍方法论的狄尔泰 ,都把诠释学当做一种追求确定知识的方法论来加以建构。他们的诠释…     

对话中的"他者"——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的理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实践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在倡导读者主观性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文本及其作者的尊重,有利于在文本及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克服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绝对客观主义的弊端。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却没有注意到诠释学对话除了“你”“我”之外还有“他者”参与到其中。一作为“对话”的文本理解和诠释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基本上是一种“倾听”,即读者对文本作者内心“独白”的超时空“倾听…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框架诠释学:框架理论的诠释学与现代性批判意蕴

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说明现代诠释学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     

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的演变

本文概述了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的演变过程,指出易学诠释学问题肇始于先秦,其诠释原则与方法形成于汉晋、综合于唐、成熟于宋、存续于元明清。古代易学家提出的主要释易原则有整体取义、得意忘象、体神明理、推究本义、推类旁通及历史主义等原则;其所用释易方法在汉代偏于取象法,在魏晋重于取义法,在唐宋则是取象取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标志着易学诠释学的基本成熟。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对话与融合: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发展趋向

本文分析了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之间的对话和融合趋向,通过阐明分析哲学的新近发展特征和诠释学发展的启示性视域,论述了二者新近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在弱化各自传统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吸纳,其融合的实质在于方法论的互补。     

论王学“后三变”中的经典诠释学建构

王学思想"后三变"的发生与阳明经典诠释学体系建构完成有着密切关系。"龙场悟道"让阳明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形成"臆说"图式。而在"良知"思想形成过程中,阳明着力解读《大学》,复《大学》古本,先立"诚意"为诠释核心,后立"致良知"为诠释根本。晚年阳明又将"有、无"范式带入经典诠释之中,使得"经学即心学"命题价值彰显。阳明经典诠释学实为"心学体验诠释学",其终极指向是以生命行动的实践方式见证人能尽性入道的可能。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悠长。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面对着复杂的形势。在外部,面对西方诠释学的刺激,需搭建中西对话平台,引西方诠释学为中国诠释传统完成现代转变的参照镜像,建构问题域并在创造性思维的指引下实现"化西为中"的对话目的。在内部,因应"古今之辨",需搭建由古通今之桥,将中国经典注释学由一个"古典论题"转变为"现代论题",打开从经典注释学转型为经典诠释学的通道。只有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转型的诠释学处境作出准确分析与判断,才能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典-现代形态转换找到最佳路径。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论程颐经典诠释学的建构

程颐经典诠释学建构于理学发展朝向于仁学的时代,其与孔孟伦理学的联系颇为紧密。程颐相信"经以载道",治经可以"知仁达道"。他突破性地将体用本体论应用于经典诠释之中,并提出经典文本的诠释顺序应先"四书"后"五经";"四书"是整体,研习有次第;解经需辩证统一地处理文意与义理的关系,学会由"切己"而达作者之意,在修身养性中理解经典等诠释方法与理解原则。他还将经典诠释与自身哲学体系建构关联起来,不过在此过程中二者既出现了语境的紧张性,又存有思想上的紧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