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学精神及其发展

从逻辑发展和中西哲学观念比较的角度考察古代儒学,阐明了传统儒学精神的实质和特征。西方哲学把人的主体意识理智化,导致抽象分析的思维方法及哲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立。儒学则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因而儒学是人学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统摄理论理性,在对人的整体理解中确立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直觉整体思维方式,把宗教建立人存在根据的功能内在地包容于哲学,并提升为哲学精神,这是儒学人学体系的总体特征。儒学体系的逻辑内容主要是“性与天道”。这两个方面在儒释道合流过程中逐步得到明确和澄清,宋明儒学对它作了系统发挥。宋明儒学的理论贡献是:把“气化”观念引入本体论,揭示了道作为道德形上学本体的整体性、创造性、超越性的意义;把气质观念引入人性论,确立了心、性为一的人性整体的概念。     

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从儒学现代转向的维度看,两宋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的完备形态,而且也是儒学现代转向的发端,兼具守成与开新之两面性。两宋儒学内部的紧张正是其两面性的集中反映:在形上层面,体现为以"理"驭"心"与以"心"融"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前者强调"理"的至上权威而日趋"守成",后者突显"心"的自主性而导向"开新";在形下层面,既存在"人极"与"皇极"的政治博弈,也存在理欲、义利的伦理对峙。这在加强维护帝制纲常的同时,也高扬了个人价值,由是在客观上开启着一种现代转向的可能。当前,我们有必要认清两宋儒学的两面性及其时代效用,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

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学界称之为"情感儒学"。他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他的哲学思想有"主体""心灵""超越""境界"与"自然"这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并由"情感"观念贯通起来。他有一个重要命题即"情感可以上下其说":往下说,情感与生理心理相联系,就是主体心灵的感性层面,即是一种形而下的自然经验;往上说,情感与实践理性相联系,乃是主体心灵的超越层面,即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体验。情感儒学实可谓两千年来儒家主流哲学之大翻转,即颠覆了以宋明儒学为代表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的观念架构,回归孔孟的情感本源观念,由此引发了当代儒家哲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儒学与宪法三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儒学面临了全面的"去建制化"困境,民初制宪中的儒学"入宪"与"出宪"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儒学最终告别宪法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彻底地"去儒家化"。但宪法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复兴中的儒学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其宪法定位的问题。现代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正式重启了有关儒学宪法性意义的讨论。不过,两者都过分地偏重于儒学直接的宪法性意义。而实际上,儒学间接的宪法性意义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亦是儒学在现代宪法中最有可能的定位。儒学应该以"公民宗教"的身份间接地支持中国的宪政主义,同时,它还应保持其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地位,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形成外在的批判、制约。     

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儒学之所以在现代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 ,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 ,而是因为它遭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既然现代民众如此从情感上拒斥儒学 ,则儒学要发挥现代作用、实现现代意义 ,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化为现代民众的观念 ,变成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为此 ,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儒学欲实现世俗化 ,就不能如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 ,从超越的层面抉发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 ,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 ,重新发扬原始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 ,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 ,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 ,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     

儒学面临的挑战

现代处境下的中国儒学,面临着来自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观念的严峻挑战。从儒学固有的理论结构的三个层面观察,这一挑战中最为突出而根本的就是：作为儒学理论基石的性善论会在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结论中被否定;作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起点的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渐趋解体;儒学的形上追求与现代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是,儒学还是具有回应这些挑战的能力,儒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仍是十分光明的。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

儒学包括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强调"成己成人",后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启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分野。孟子"道性善"、以善为性,为儒家的君子人格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并发展出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天爵人爵说等,对君子儒学有重要贡献。荀子主张"义利两有"、性恶心善,肯定自然欲望、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这对于庶民之学是一个发展。传统的儒学由于重君子儒学、轻庶民儒学,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即:使儒学规范君权、维护民权的宗旨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要克服传统儒学的缺失,通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并建,发展出儒学的当代形态,而统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条思路。     

“批判的新儒学”与船山哲学

"批判的新儒学"极为注重汲取船山思想,提出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当走"回到船山"的路。它对船山思想的重视体现在三个方面:重气、重实存主体、提倡道德发展论。作为对台湾后牟宗三时代儒学发展的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它肯定儒学的未来发展要走出道德形而上、开启社会实践、回归生活世界,同时注意到了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当代的儒学话语是在清末经学解体以后,经过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新学”,它同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本文考察了清末经学解体和儒学形态现代转换的过程,试图从晚清的汉家、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步步演进,来揭示新学对经学的渐次攘夺和全面置换的学术史图景,以说明经学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转型的急迫性,以及多种存活可能性之探寻的复杂背景,从而指出了史学的路向和观念史的模式在本世纪的儒学研究当中常相抗洁的根本性缘由。在描述了儒学形态发生现代转化的艰难历程之后,对当代新儒家的观念史取向和向哲学学科凑泊的必然性,做了同情的诠解,同时也指出了其所面对的困境。     

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

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龚道运一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如果说由先秦以迄宋明，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和它的传衍，①那么，明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则以懦学和基督教的会通为主导。因为儒学发展到宋明，固已汇合释、...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儒学“配虑”哲学的伦理倾向——对儒学现代性应用的一种尝试

儒学在当代的首要任务是要确立基于"自觉伦理意识"之上的"和谐的人际关系"。2500年前创立儒学的孔子把"仁"视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他把"仁"解释为"爱人"。这也可理解为对他人的善意的关心和照顾。孔子以为,通过"恕"可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学的重要伦理德目"礼"与"义",也由含有"配虑"思想的"仁"派生。如同孔子,此后的孔门后学都以为人人皆具有关心和考虑他人的"配虑"之心,并试图以扩充此心来形成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但是,"配虑"他人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对个体生命自身的"配虑"。韩国朝鲜时代的著名学者李滉特别重视"敬",主张个体生命应对生活抱有虔诚而真挚的心。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儒学、孔教与现代社会——以康有为思想为中心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包含儒学宗教性与儒学宗教化两个问题。康有为对孔教的建构即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尝试,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一条轨迹。其孔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其孔子观念,他终其一生致力于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康有为主张政教分离,现实中却经常与政治相纠葛,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康有为的视域中,孔教具有独立的运行轨迹,即庶民信仰主体性的逐渐建立。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必须重视个体信仰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