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弹性对大学生心理应激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作用*

采用梁宝勇、程诚编制的“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梁宝勇和郝志红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和郑日昌、邓丽芳和张忠华等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对4所大学62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探讨心理弹性在大学生心理应激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弹性可以缓冲心理应激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心理弹性部分中介心理应激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     

母亲积极教养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共情的中介作用与OXTR基因的调节作用

诸多研究显示母亲积极教养能够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但是迄今对其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基于“基因-环境-内表型-行为”模型, 采用问卷法和DNA分型技术, 对1082名青少年(初测年龄为12.32 ± 0.48岁, 50.3%女生)及其母亲进行为期2年的追踪研究, 考察共情在母亲积极教养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OXTR基因rs53576多态性对该中介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青少年认知共情(观点采择)在母亲积极教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而情绪共情(移情关心)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2) OXTR基因对积极教养与亲社会行为间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3) OXTR基因能够调节“母亲积极教养-认知共情-亲社会行为”中介机制的前半路径, 并且显现出一种超显性的基因效应。在携带GG和AA基因型的青少年中, 母亲积极教养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共情, 进而增加了其亲社会行为, 而在携带AG杂合子基因型的青少年中, 这一中介效应则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从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共情能力和家庭教养等方面阐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及个体差异。     

友谊质量与青少年直觉进食：链式中介模型及性别差异

基于积极心理学, 采用友谊质量量表、自我怜悯量表、身体欣赏量表和直觉进食量表, 对2438名初中生进行调查, 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友谊质量与青少年直觉进食的关系、作用机制及其性别差异。结果表明：(1)友谊质量与直觉进食呈显著正相关; (2)自我怜悯和积极身体意象在友谊质量与直觉进食间起中介作用, 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自我怜悯的单独中介作用、积极身体意象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自我怜悯-积极身体意象的链式中介作用; (3)中介效应性别差异仅出现在友谊质量与直觉进食(分维度)的关系中, 即“无条件地允许进食”和“进食不受情绪影响”两个维度。研究结果为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身体意象、健康饮食行为提供了参考建议和干预指导。     

行为贫困陷阱的心理机制与管理对策：基于认知与动机双视角

借鉴行为经济学家开创的应用行为决策于贫困研究的新范式, 选取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者为研究对象。首先建构“认知和动机双视角的行为贫困陷阱”的立论模型; 然后通过“贫困所致认知后果影响后继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 以及“贫困所致认知和动机后果共同影响后继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来探索贫困所致心理后果与后继决策行为间的因果效应; 最后进行“贫困所致认知功能改变影响后继决策行为的随机控制实验”和“贫困所致自我认同改变影响后继决策行为的现场干预研究”, 旨在通过“扶志和扶智”达到“授人以渔”, 并从中提炼出可供扶贫政策参考的管理对策。     

多巴胺相关基因甲基化、家庭环境与创造力的关系

“遗传与环境”的争论一直是创造力研究的核心问题, 但目前对于环境以及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对创造力影响的分子生物机制还未有研究涉及。近年来, 随着表观遗传学的兴起, 揭示影响心理行为的表观遗传机制现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作为环境与基因组之间的纽带, 表观遗传学研究为揭示环境以及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对创造力影响的分子生物机制提供了机遇。本研究以多巴胺相关基因、家庭环境以及两者对于创造力的交互作用为切入点, 对影响创造力的表观遗传机制进行考察, 并在此基础之上, 对环境以及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对创造力影响的分子生物机制进行探索。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多巴胺相关基因甲基化模式与创造力关系的系统考察, 筛选出甲基化模式与创造力有关的基因; (2)对筛选出的基因, 进一步考察其甲基化模式在家庭环境及其遗传多态性与家庭环境交互作用对创造力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揭示创造力的表观遗传机制, 深化关于遗传与环境对创造力影响的作用机制的理解。     

“自我欺骗”干预在躁狂症中的影响效应*

将“自我欺骗”作为一种干预工具,导入信任、爱与优良文化等,对一名躁狂症患者进行了历时6年的追踪治疗。结果表明,患者BRMS分数显著降低,行为问题逐渐消失,因此,“自我欺骗”对躁狂症的矫正与治疗有着积极的效应。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基本心理需要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烟酒使用问卷对867名青少年进行调查,考察了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烟酒使用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基本心理需要是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的中介变量;（2）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是基本心理需要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的中介变量。因此,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价值。     

时间感知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时间决策模型的新探索

“时间”是跨期决策的“必需品”, 人们感知到的延迟时间决定跨期决策的结果。近年来, 研究者发现“时间长度感知”、“时间资源感知”和“时间框架感知”是时间感知作用于跨期决策的主要方式。时间感知的神经作用机制包含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种。“对数/指数时间折扣模型”、“感知时间基础模型”及“多模态漂移扩散模型”解释了时间感知的作用方式。然而, 现有理论模型还存在诸多局限, 主要包括“长短时距预测偏差”和“实际决策与预期决策偏差”两个方面。因此, 深入探讨时间感知影响跨期决策的基本方式, 分析现有理论模型的局限性并提出整合的机制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研究亟需进一步整合时间感知的理论模型, 开展脑机制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从深层揭露时间感知的作用本质, 帮助个人与社会更理性地决策。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创造性认知重评在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及其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在负性情绪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传统认知重评重构程度不够高、调节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研究团队在先前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使消极情绪“转负为正”的高效情绪调节方法, 即创造性认知重评, 这种调节策略伴随着大脑海马的新颖联结形成和杏仁核的积极情绪唤醒。然而这些工作采用“指导式”的重评更像是对重评解读的“理解”而非主动的情绪调节; 鉴于主动情绪调节的产生难度较大, 造成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实际应用上的两难困境。基于此, 本项目拟指导受试者进行创造性认知重评的学习, 通过学习将这种策略迁移并且应用到生活中的负性情绪调节事件中。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行为学上, 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少年群体负性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 (2)影像学上, 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迁移前后在脑认知表征模式上的变化。本项目是对已有工作基础的延伸和拓展, 为验证和推动创造性认知重评成为一种可学、可用、高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英语语法伴随习得的实验研究

采用指导语分离程序,探讨“阅读翻译”和“规则找寻”两种指导形式下,初一学生英语宾语从句规则学习的过程及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英语“阅读翻译”中存在“语法伴随习得”;（2）这种伴随习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直觉,表明它具有一定的内隐性;（3）测试过程中出现了“记忆依据优先”现象。     

亲子三角关系和心理韧性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了考察三种亲子三角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647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1）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之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2）亲子三角关系中的“替罪羊”和“跨代同盟”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亲职化”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心理韧性对“父母冲突→替罪羊\跨代同盟→问题行为”的后半段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上述结果表明,父母冲突可以通过“替罪羊”和“跨代同盟”间接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高度卷入“替罪羊”或“跨代同盟”之后高心理韧性的青少年出现的问题行为要少于低心理韧性的同龄人。     

青少年地震应激反应模型

以亲历“5．12”地震的四川青川、绵竹327名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青少年在地震情境下的应激反应,探讨了应激源与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应激反应的关系,检验了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在应激源与应激反应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青少年在地震后出现一些显著的生理反应（胸闷、食欲不佳、头晕）、心理反应（悲伤、易惹、恐惧、注意力减退）以及社会功能的退缩,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变量各维度间的相关分析表明,除混合型应对方式与应激源的物质丧失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它变量各维度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在应激源与应激反应间存在中介作用,且认知评价的中介效应大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而认知评价又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应激反应。     

大道至“简”：极简主义消费内涵解构与理论阐释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 一股消费“清流”——极简主义消费愈来愈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极简主义消费是人们出于社会意识或个人理念而自发采取的一种“从简”式消费行为, 覆盖个人、社会和自然各个层面。受人口变量、心理特质、情境线索和宗教文化等因素驱动, 极简主义消费对个体心理健康与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基本价值理论、自我决定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是认识和理解极简主义消费形成路径与影响机制的重要理论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极简主义消费的构念与维度内涵, 采用科学流程开发测量工具, 深化本土化和跨文化研究, 并从多元理论视角, 综合运用不同实证方法, 深入探索其前因后效、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     

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及其对日常创造性行为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采用言语和空间创造力测验、青少年人格问卷、中学生日常创造性行为问卷对1048名中学生施测,考查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并探讨创造性思维、人格对日常创造性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在言语创造力的流畅性、灵活性维度以及图形创造力各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高一年级的言语创造力流畅性、灵活性维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高一年级的图形创造力质量维度显著高于初二、高二年级;(2)言语创造力与人格的开放性和外向性、语言文学、文艺表演和社会活动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图形创造力与开放性、语言文学、文艺表演和手工技术呈显著正相关;(3)开放性和外向性在言语创造力和创造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图形创造力上中介作用不显著.具体到创造性行为的各个领域,开放性和外向性在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间起着不同的作用.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早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早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韧性和性别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采用家庭功能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对1284名初一学生进行测查。结果显示：（1）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2）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3）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中介过程的前半条路径和直接路径受到性别调节,具体而言,相比于男生,在女生群体中,家庭功能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更大;相比于女生,在男生群体中,家庭功能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大。     

内隐创业领导与多层次积极追随力的互动机制

多层次积极追随力是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保证。已有研究强调不同显性领导对积极追随力的影响, 结论存在较多争议。对此, 以内隐领导理论为基础, 构建了“内隐创业型领导-积极追随力”的多层次互动模型。根据此模型, 内隐创业型领导通过关系认同和领导代表性对个体与团队积极追随力产生促进作用; 团队积极追随力通过积极心理资本塑造内隐创业型领导; 团队差序氛围、员工传统性和领导特质调节焦点是互动关系重要的边界条件。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恶意创造力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广东省67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深入探讨了情绪智力影响恶意创造力的路径,重点考察了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和宽恕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情绪智力与恶意创造力显著负相关;（2）攻击行为在情绪智力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宽恕可以显著调节攻击行为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相比于高宽恕水平的大学生,攻击行为对低宽恕水平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更大。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一提两抑”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指当地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石。本研究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视角, 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 = 354 + 354), 一个现场调查(N = 520), 全面考察公共决策透明(过程透明和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之间的因果关系, 进而明确这一关系的作用边界。结果发现：1) 决策过程透明与内容透明正向影响社会许可; 2) 政府信任调节决策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 3) 结果依赖调节两类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基于这些结果, 作者总结出正性的“决策透明效应”以及“谨慎的不介意”和“有选择的忽视”之双缓冲作用, 即“一提两抑”, 以更好地理解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     

童年亲子关系与“好资源”对未婚男性性开放态度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实验启动的方式探讨“好资源”和童年环境对未婚男性性开放态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童年亲子关系(而不是童年经济状况)在资源线索启动和性开放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研究1采用想象启动来控制个体的资源获取状况, 结果发现：童年亲子关系差的个体在“好资源”想象时其性开放态度较“差资源”想象时明显提升。研究2采用图片情境的资源想象方式, 在研究1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亲子关系细分成亲子沟通、亲子焦虑和亲子回避三个维度, 结果表明：童年亲子回避在男性资源状况启动和性开放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童年亲子高回避的个体在“好资源”照片情境想象下其性开放态度显著提升, 而童年亲子低回避的个体在“好资源”照片情境想象下其性开放态度明显下降; 此外, 童年亲子回避在性开放态度上的主效应显著, 亲子回避程度高的个体其性开放态度也更高。两个研究共同揭示了“男人有钱就变坏”的情境和群体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