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浅析初唐佛教的“和顺”思想——以《法苑珠林》“和顺篇”为研究对象

唐初道世法师在其所著《法苑珠林》一书中,专设《和顺篇》一篇讨论"和顺"思想。其所论"和顺"思想既融合了儒家"刚柔均平""刚柔得中"的中庸思想,又兼俱道家思想中"阴阳调天地之和"的理念,体现了唐代佛教深受本土思想影响的特征。本文拟通过对此"和顺"思想的分析,窥探唐初佛教思想的本土化规律。     

德清与智旭对《中庸》的诠释

《中庸》不仅对儒家本身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同样深广。唐宋以来,佛教与儒道合流成为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在明代佛教发展中体现尤为充分。本文通过分析明末两大高僧德清及智旭对《中庸》思想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明末佛教的影响以及明末佛教会通儒学的方式及特点。     

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对《大学》的诠释

正明末时期,理学仍然作为官方的主流思想,基于现实的弘法需要,基于佛教圆融的特质,明末佛教吸收儒家精神,对儒家《论语》、《孟子》、《中庸》等大量经典进行诠释,并对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心统性情"、"致良知"等重要观念进行评介和论述。其中对《大学》也表现出极大关注,并以佛教精神诠释《大学》的内涵。本文拟以明末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两大高僧对《大学》的注释和诠解为例,具体、明晰地反映出明末佛教"以佛解儒",进而     

罗明坚对《中庸》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对明清之际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的来华耶稣会士而言,"四书"成为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的最佳素材,译介"四书"成为其中学西传的核心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传入欧洲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中庸》作为儒家重要思想文献,其对天人、心性关系、孔门心法的揭示,可视为宋明理学的思想源泉。相较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蕴含了更多超越因素,可视为讨论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入手点。本文讨论的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庸》译本,重点考察译者罗明坚对儒家道德哲学核心概念的译介,进而探讨其在文化交流中的创造。     

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的贯通——对子思五行说构建过程的诠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孔子时代儒家面临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子思承接孔子思想,创立五行说,试图解决外在之行缺乏内心之德约束的问题。郭店竹简《五行》篇"形于内"是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贯通的桥梁。子思对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论述,主要在仁、智、圣上用力。子思论证五行"形于内"的同时,同样重视外在之"行"的意义。"行"与"德"并重,体现了子思的中庸思想。此后,孟子与荀子各偏于一隅,皆不得中庸。     

郭店楚简儒家乐论试探

郭店竹简中的儒家乐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强调音乐教德养心的作用,强调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功用,反映了儒家乐论共有的特性。这些乐论在儒家乐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就所论及的方面而言,其思想是孔孟思想的发挥与补充,但不如《中庸》、《荀子·乐论》、《乐记》、《孔子闲居》那样深入。     

“援儒入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北宋"僧传"的体制、功能、风格皆不同于往昔。释赞宁的《宋高僧传》取法史传,革新僧传体制;释智圆《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思想阐释天台"中观"之义,开创释家自传的新体式;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淡化宣教功能,追求儒、释兼容的文化取向。"援儒入释"是北宋僧传文体自新的契机。面对儒学的日渐强势,北宋僧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儒家文化,改变僧传叙而不论的格局,丰富僧传的文体内涵。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是佛教著述领域的变革,也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     

《保训》的“中”与“中庸”

本文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中"进行了研究。《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但行于己,则外能及物")、条件(诚)还是其适用范围(人及万物)来看,都是一致的。《保训》"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滥觞。     

《中庸》教育哲学思想探微

在先秦儒家的经典中,除《周易》外,要数《中庸》的哲学意味较浓。《中庸》原为小戴《礼记》49篇中的第31篇。宋代的二程、朱熹为了突出其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将其单独列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认为它是接受孔门传授心法的子思所作。从内容看,《中庸》主要论述的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身之道,专门论述教育的仅有数处,因此,其教育思想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然而,正是在这寥寥数语中,却蕴涵了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这些教育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教育哲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

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含有"中正"、"时中"、"用中"等内涵。孔子不仅以中庸思想作为"为人"与"为政"的原则,同时也以中庸来提升精神境界。"孔颜之乐"从实现原理来看是一种"自得之乐",其发生于德性的不断实现过程中。因为中庸是德性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所以发挥中庸精神是获得"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庸思想为世人培养人生"乐趣"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以《中庸》、孟子为中心

在早期儒家人性论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恶问题外,还有人性、物性异同关系的问题。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为代表;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异模式,以孟子为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论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从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论模式开始受到重视。两种模式本来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色。但到了朱熹注"四书"的时候,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文本,于是造成了其思想上的矛盾。这对其以后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

孔子的中庸思想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通过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可以察知,"中庸"具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这就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庸》成书新探——从范畴诠释的角度

《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儒家心性哲学的代表作之一。《中庸》的成书问题是《中庸》研究的首要和基础的问题。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中庸》中最重要的范畴——"天命"与"性"、"慎独"、"中和"、"诚"与出土的竹简和帛书所涉及的相关范畴进行比较分析,或可能够揭开《中庸》成书问题的面纱。     

先秦中庸源流考

“中庸”，是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是儒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该词始见于《论语》，但其思想渊源甚为久远。中庸的前身称为“执中”，执中原则可上溯至“禅让制”时代，是从传说中的尧舜直到禹汤文武周公治国安民的指导方针。孔子首创“中庸”，把执中原则提升至哲学范畴。孔子身后，儒分为八，中庸学理又经子思、孟子、苟子相率发展，迄于战国末年已蔚然大观，从而结束了中庸思想哲理化的历史进程。秦汉以降，历代儒者虽多事阐发，然终不出托古致用、借题发挥之圈子，中庸的本质含义未见改变。是故，探究中庸思想应以先秦为大端，…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