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非主义与明清汉文译著活动

明清以来,穆斯林学者卓有成效的汉文译著活动,成就了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和实践。在这一活动中,苏非主义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苏非来华传教、苏非作品传入中国并在经堂教育中作为课本使用,都对明清穆斯林学者的译著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们的译著作品带有苏非主义特征。     

什么是“以儒诠经”

正"以儒诠经"指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亦称"用儒释教"。明清时,中国还没有《古兰经》汉译本,加之当时我国穆斯林已普遍使用汉语,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加之明清封建统治阶级中有的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有对其禁绝之意,一些民众     

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的经堂歌探析

正一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用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儒家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条目,与儒家无异";同时也选择伊斯兰教和儒家典籍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以经诠儒",引导民众"不滞方隅之见而悟心理之同,不涉异端之流而秉大公之     

以儒诠经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译著活动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和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的活动。明代以前,中国穆斯林经师的宣教和讲学方式,主要是根据原本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以特有的经堂语口译讲解。当时既没有汉文经籍可参考,又难以用汉语文通畅地表达,致使“教义不彰,教理不讲。”     

“以儒诠经”的历史启示

<正>一、"以儒诠经"是明清穆斯林学者的自我觉醒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在中国的传承和解读都是"家传心授"的模式,这种模式较为保守。在元朝,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有许多人入仕从政,如"回回司天监""回回国子监学""广惠司"等(1)。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传入中国,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也没有用汉文阐扬     

元代伊斯兰教对儒家思想的融会

<正>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哲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最突出的当然是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通常称为“以儒诠经”。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

正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以儒诠经",不只是"诠经",重要的还是"以儒"。"以儒"是经典诠释的一种创新,它使仅     

《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中国已知最早《古兰经》小经汉语通译本介绍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的经典《古兰经》。从唐朝到民国的1200多年中,《古兰经》始终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汉语,不为广大中国人了解。目前学术界已知我国最早《古兰经》汉译本出版于民国十六年(1927),是我国汉族学者铁铮从日文转译过来的。然而,笔者在整理伊斯兰文献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1912年由两位甘肃籍阿訇用"小经"文字以经堂语翻译了《古兰经》全文,命名为《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这一发现刷新了我国《古兰经》翻译的历史纪录,将中国汉语通译《古兰经》的历史提前了近15年。该译本对研究我国经堂教育的发展和经堂语的应用,以及明清时期的汉语言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中国穆斯林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重大尝试,是对汉文化认可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化产生向心力的一个标志。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以明代为例

<正>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发起的经堂教育、以儒诠经等运动，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会通，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经验。一唐宋时期，来华蕃客及后裔除少部分在官学接受教育外，其余多在专为蕃客设立的教育机构“蕃学”中学习，     

经堂教育的历史记载——《经学系传谱》浅析

清真寺经堂教育,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引进“天方之学”,传播伊斯兰文化思想,培养宗教事业接班人的载体,源远流长,盛行于南北各地已四百余年。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承先启后,经师辈出,代有传人,从而维护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现今的经学院,正是对传统经堂教育的     

深入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伊儒会通思想研究报告会综述

正自明清始,一批精通伊斯兰教且熟谙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展了以著译为标志的"伊儒会通"活动,其核心精神在于引导不同文明及其载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其中他将"伊儒会通"作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具体体现之一。至此,"伊儒会通"在推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意义得到高度关注。     

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几个主要特点

正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等人,将伊斯兰哲学的内容与儒释道思想调和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中国伊斯兰哲学,会通伊儒佛道,它有伊斯兰教义哲学的信仰本质,但就其哲学之命题、范围、结构、话语、价值来说却又是很儒家的。     

马邻翼《伊斯兰教概论》思想探究

正"伊儒会通"是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过程和文明成果~((1))。明清时期,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在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汉文翻译、撰写、诠释伊斯兰教经典与著作,掀起了意义深远的汉文译著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开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篇章~((2))。学界一般认为,     

有关“回儒”的一点思考

<正>一晚近有关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研究中,"回儒"一词常被提及,特别是近些年有关"文明对话"研究的兴起,使得这一词汇似乎成了有关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研究中的流行词汇。那么,什么是"回儒"?     

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研究的问题与反思北大核心CSSCISSCI

伊斯兰教义学源自"凯拉姆"一词,是穆斯林在以理性思辨的方式阐释信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门伊斯兰教传统学科。伊斯兰教义学一直为中国穆斯林所重视,是明清以来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的主要内容。当代中国学者对于伊斯兰教义学的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其研究方法局限在于"哲学研究"的框架内。自2000年进入"发展-转型"期以来,伊斯兰教义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出现了一批新成果,而且逐渐正视伊斯兰教义学的宗教特质,而不再单纯局限在哲学研究范围内,其中一些研究体现出教内人士教义学研究特有的宗旨与关怀。其他传统伊斯兰教以及现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对当代伊斯兰教义学及教义学研究提出了重大挑战,但这些挑战蕴含着两者自我超越与自我转化的契机。     

回儒对话——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

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思想家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就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提出了“以儒诠回”、“以回补儒”的观点,凝炼地概括了伊斯兰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互动融合的关系。美国日裔学者村田性子认为,中国哲学中“易”的思想内涵与伊斯兰《古兰经》的主旨十分契合。以色列学者若费尔·以色列(Raphael Israel)指出,中国本土的儒学教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穆斯林中的神职人员,然而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与伊斯兰的网络状的社会分层的思想格格不入。另一位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学者德·欧龙(D’Ollon…     

南有达哈北有王马：四大阿訇──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

南有达哈北有王马：四大阿訇──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台湾］哈吉·艾布伯克·贾福康前言＂四大阿訇＂者，亦即为余前所著明清四大经学家（见《中国穆斯林》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之姊妹篇，此四大经学家与四大阿訇，前后共历约四个世纪，按经堂教育创自胡登洲（...     

中国伊斯兰教都市化的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文章依据调研数据对我国伊斯兰教都市化进程及阶段性特征作了明确划分,对西北教派门宦、中原经堂教育、江南"以儒诠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予以客观分析;并指出都市化带来的穆斯林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以及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太极图说》思想在清代伊斯兰哲学中的运用

《太极图说》是宋明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代表作,他将宇宙生成过程以太极图的形式表述,并以文字进行解释,开儒家系统探究宇宙天地和人类生成之先河,对清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清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借鉴和运用了《太极图说》的论证方式和学说,将宋代理学家的思想吸收与融合,并运用其中的"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五行""四时""人极""修之吉、悖之凶"等术语、理论和思想,以阐发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宇宙观和人生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伊斯兰哲学。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为代表的一大批兼通伊儒学说的回族穆斯林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以儒释伊",承担了把中国理学思想和伊斯兰文化哲学体系融合并推进到更严密更高层次的历史使命。     

伊儒会通：京津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与经验

京津冀地区伊斯兰教历史悠久,形成了"以儒诠经、遵教随俗"的中国化经验。京津冀伊斯兰教以经堂教育、经师劝诫与汉文著述促进了本土化的思想构建,以皓首穷经、私塾教育和经外五艺推动了区域特色的文化融合。在近代转型中,京津冀穆斯林积极拥护共和与法治,投身抗日救亡推动伊斯兰教更为深入地走中国化之路。当前,京津冀伊斯兰教界应继承历史传统,在新时代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实践中实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