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茗”的审美属性与中国茶道的本质

中国茶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作为食品的茶从最初的物质属性("饮")发展出审美属性("品"),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探究这种发展的深层意蕴不难发现,这是人的主体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逐渐确立的一种过程。其中,作为最高审美形态的"品茗"文化的出现,使茶超越饮食文化领域,上升到具有哲学意蕴的审美范畴。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品茗"中的审美要素,指出其中所倡导的"求真"并非寻求茶·人一如观照之境,而仍旧停留在人与物之主客悬隔的状态;其中所揭示的所谓中国茶道,虽然拥有"法自然"之道的探索倾向,却没有进入对以"茶"载道、以"茶"弘道之崇高精神的自觉追求,本质上无法超越身份、学识、价值观相近的少数人之间的趣味性、奢侈性消费的层次。     

茶之境

正《红楼梦》中妙玉有泡茶三杯论:"一杯为品,二杯既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这种超凡脱俗的品茶论道,在我看来有点不近人情的诙谐,也有点自命不凡的孤傲。"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饮茶起源于神农氏的传说,这说法真假难辨。古人把饮茶归功于神农,我想不过是想赋予茶以文化气息,后人也沿袭这种理性的     

返璞归真 茶文化与道教的契合北大核心CSSCI

一 中华茶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经》也提及＂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由此可见,早在我国的上古时期,先人就对茶及其药用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到了西周时期,祭祀成为邦国大礼,＂茶＂被奉为＂通灵达仙之物＂用于祭祀之中。据记载,周朝专设掌茶官就多达24人。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圣物、圣品,在大礼中一直盛行不衰。     

“道圣符契”

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一段话:"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要理解这句话,必须首先确定"道"与"圣"之确切含义。《景教碑》中,此句话的前文乃是"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根据文义,"道"显然指景教。那么,"圣"指什么呢?有西方学者将该字翻译为"先知"(prophets)。若照此理解,上文的意思即:景教和先知相处和谐。这话显然不通。     

“道不远人”的思想实验与证成方案

《中庸》提出了"道不远人"的著名命题。这里的"道"指大全之道。这一命题引发两个问题:一是道与人何以远离?二是道与人又如何合一?对于这些问题,儒释道三家通过实例和隐喻即思想实验作了回答。道家的"浑沌之死",主要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浑沌隐喻大全之道,浑沌之死意味着大全之道的破裂,而道体破裂是儵、忽所象征的意欲萌动与情识外泄的结果。佛家的"野鸭飞过"与儒家的"孔子与点"主要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野鸭飞过隐喻习心或闻见之知外驰,所以中断习心外驰,就成为佛家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方案;曾点之志意味着一人一物从当下切入,即可洞见大全之道的本来面目,这是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儒家方案。佛家与儒家的两种方案点明了人与道的两种关系,即人与道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关系。     

“生命”与“生活”:理解道教学说的两个维度

本文对"生命道教"与"生活道教"两种说法的来历进行了梳理,认为"生命"概念多与传统道教之"治身""度己""仙道""出世"等说法相关,而"生活"问题则属"治国""度人""人道""入世"诸论范围,且道教之"度己"(仙道)乃与"度人"(人道)紧密相联、难以分割,实为其成仙学说之一体两面,如果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     

"神农易"与《伏羲易》的比较

本文认为,"神农易"与《伏羲易》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中华大易体系的一体之两面,它们共同严密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以二进制数理自然地展现了宇宙生成的本然面目。它们孪生的对立统一关系恰恰又反过来证明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以道阴阳"的易理精蕴和大易本旨。"神农易"与《伏羲易》的并行,将启示着人们重新对《易经》的象数进行深入地反思。     

王夫之“志”论疏解

"志"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先哲中,王夫之堪称"志"论的集大成者,他对"志"的系统论述,熔儒、释、道的相关观点于一炉,且为中国哲学输入近代气息。他认为人之志是道的体现,为性所自含,相当于佛家"八识"说的第七识。志既为心之所期,又是心之存主,可谓心之正者;志与气的相互作用集中反映出人与天相为有功。志本合于天又有事于天,是人的认识(包括体悟)和实践活动的枢纽,因此教育人当以正志为本。     

“道治”的正当性及其悖论

"道治"理论的政治正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体虚无、"道"性"无为"所昭示的"虚己无为"、"以不治为至治"的治理理念;二是针对世俗"有为"政治所彰显出来的"柔弱"之治、"无知"之治、"少私寡欲"之治、素朴纯真之治和好静无事之治;三是治理目标上的"无不为"境界,核心是百姓"自为"。但"道治"也隐涵着三个基本的悖论:"蔽于天而不知人"、"蔽于道而无以论术"、"蔽于君(无为)而少论民(自为)"。     

张载“和”思想新探——太和与感

张载"和"思想的特质体现为从万物一气,天地万物之间相互"感通"的角度阐述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感通"首先发生在宇宙论层面,"太和所谓道"即为阴阳之气感通化生万物之道。其次,宇宙万物生成后,"天地位、万物育"的大和世界也通过"感通"来实现。最后,圣人通过个人修行与教化发挥感之道,感动民心走出一己的形气之私造成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建立起与他者的联通。张载"和"思想为现代社会通过人文教化发挥感之道感动、和合人心,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论庄子真情流露的“无情”

庄子看待事物是以道观之的。与之相契合,庄子的"无情"并非否定人的所有情感,而是否定有悖于道的情,让人的真情流露。庄子肯定的"情"是"大情",是合于道的情,它是人的本真性情的真实展现。只在这种"大情"中,人才能进入悠游自得的审美境界。     

《管子》论“天道”与“人道”

《管子》中论述"天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人行为的终极依据与价值本原、主宰人的超验存在。《管子》中也从"君之道""臣之道""君臣之道"等方面论述了"人道",又从"人道"效法"天道"、"人道"尊"天道"、"人道"顺应"天道"等方面,论述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它告诫我们既重视"天道",顺应"天道"、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也要重视"人道",赏罚严明,"有罪必罚"。还告诫我们要注重"人道"顺应"天道",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     

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行仁之方",它一方面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平等互利中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不要以己之意志强加于他人。因为在这一道德准则中蕴含着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及其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的思想,所以它又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主张的"振兴中华"与"永不称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可谓传承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     

茶味·禅味·书味

在中国，只要稍有点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茶禅一味”。 三毛有这样一段话：“阿拉伯人饮茶必饮三道。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老子“行动”论

老子认为,"欲"对于外物的区分为"知"。老子将"知"区分为合于自然物类的"常知"和背离自然物类的"妄知"。基于此,老子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了评价。"作"通过对物的创制构造了新的关系,从而使得进入这一关系的人与物都背离了其原始自然之分位,最终改变了整体存在的自然状态,颠覆了道、物关系。"为"所据之"知"是非自然性知识,它以人欲对于万物的重新分类取消了万物本有的自然性关联,建构了非自然性关联,使道丧失了万物之整体性根据的地位。"动"是内心清静的行为。"行"的内涵是只要合于道,无不可为。     

“道不远人”

正《中庸》里有这么一句话:"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对这一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出如此解释:"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孔子指出,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其实     

郭象玄学的政治理想:“治之具”与“治之道”的统一

西晋元康时期,为纠正"贵无"派产生的虚无放诞弊端,郭象将"治之具"看成是圣王遵循"治之道"的自然结果,强调"道不离器";为缓解"崇有"派导致的名教严重异化现象,郭象将"治之道"看成是圣王实施"治之具"的价值主导原则,强调"即器求道"。此外,郭象还以"迹"与"所以迹"来说明"治之具"与"治之道"的关系,并认为二者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显露和被显露、呈现和被呈现的关系。这就肯定了"治之具"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立了"治之道"的价值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了"治之具"与"治之道"相统一的"君主无为即臣民自治"的政治理想,为调和当时社会的"贵无"与"崇有"两派以及缓解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案。     

庄子之“与天和”

正"'和'是标志天、地、人的和协(谐)状态及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哲学范畴。"~1它为先秦各家学派所共有,并因学派思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儒家之"和",既是儒家人格政治的理想,又是儒家的方法论,突出了对仁义的崇尚以及对伦理秩序的遵守。道家庄子哲学以自然之"道"为核心,注重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和"方面则侧重于自然性、内在性、主体性的"与天和"。"与天和"是庄子之"和"的本质,是庄子"与人和"之基础,即协调人自身、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是人的自由。     

“庖丁解牛”申论

本文通过对《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分析,揭示庄子哲学中道与生命意义的独特联系。庄子从道器之道转向道技之道,在器、技之间,技既借助器得以展示,器也通过技而实现其作用,两者结合才完整体现道的实践品格。操器施技者是有生命体验的人,其成功操作的过程,既要克服命运中的重重阻力,又是复杂的生命潜能的成功调动,从而产生出神入化的效果。因此,在庖丁解牛中,技艺、形上学与生命意义是三位一体的。庖丁所好之道,就是焕发生命活力的意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