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创制模式的汉化

佛教于两汉之际由古印度传入中国,中国佛教造像在继承古印度传统的基础之上融入了本土信仰与艺术风格,并形成独具一格的汉地佛教美术,而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在这一传承与创新之路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中国南方地区早期佛教造像,并结合有关佛教造像的文献记载加以说明古印度佛教造像至中国式佛教造像的汉化之路。     

以造像记为对象的北朝佛教本土化考察

造像记是反映北朝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即以北朝造像记为对象,从其所涉及的福报内容和对象出发,考察了北朝佛教对中国本土神灵信仰和儒学伦理观念的接受,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佛教与王权的关系。     

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解读观音信仰——以水月观音为例

<正> 观世音菩萨是汉化佛教中最著名的菩萨,在佛教神祗中位居诸菩萨之首,拥有的信徒最多,影响也最大。为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他可化为三十三种应身,水月观音是其应身之一,也是在中国佛教信仰和民间最为普遍、最为熟知的形象。反映佛教的艺术作品基本可分为雕塑造像和绘画两大类,其中特别以反映观音信仰的艺术作品数量和样式居多、艺术成就也最高。水月观音造像、绘画集中蕴含着观音     

从地藏造像的组合看其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关系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佛教信仰广泛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佛菩萨信仰中,不同的神灵司职不同的领域,由于民众所遇到的生活事物不同,大都会从个人的自身利益出发去信仰某一神灵,这种信仰的流行往往也伴随着造像的产生.有时不同佛菩萨共同出现的组合,更能得到大众普遍的崇敬与膜拜,因此在民间信仰生活中,许多是以多尊像同时出现的形式来表达对神灵的祈求.本文即以地藏菩萨像为主轴,通过对石窟造像的组合形式、题记和相关文献的研究,说明地藏菩萨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关系.     

中国佛教雕塑的造型创意

敦煌造像是用心灵辉映民族情结;云冈造像是对生命、对理想以气势讴歌;龙门奉先寺造像则是对人格与真实性情的刻划。这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三大石窟造像艺术千古永新的魅力。     

论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组织及其造像

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十分盛行.通过对遗存的造像记分析,当时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闻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这些组织主要以造像为目的,兼顾修建寺院、建义井、栽树等.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     

云冈石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记的佛教信仰及其中国化

云冈石窟第11窟太和七年龛系中国早期邑义造像。以造像记为对象,结合考古学和佛教美术等领域研究成果,分析了疑伪经《提谓波利经》和《净度三昧经》对平城邑义结成及信仰的影响。题记表明民众是在本土信仰、传统观念的框架下接受佛教文化,内容呈多元化倾向,并存在主观的筛选与组合,这种选择与所表现的心理追求在实践层面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     

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探析北魏女性佛教信仰特征

北魏时期,佛教从社会上层向中下层传播和发展。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这一时期佛教物象的典型代表,窟中由女性信仰者参与创作的造像题记承载了大量女性群体佛教信仰心理信息。通过题记内容的对比与分析发现,北魏时期女性佛教信众发展非常迅速,覆盖社会各阶层;造像对象、主题及祈福内容反映出各阶层女性信仰心理呈现趋同化特点;伴随多民族文化融合及儒释道三教合流,北魏女性佛教信仰显示出多元文化取向。     

越南的观音信仰研究

本文叙述了佛教传入越南后,观音信仰随着佛经的翻译、僧众的信仰,以及统治者的重视而逐渐向民间传播,这种传播在民间通过歌谣、造像等艺术方式得以实现。佛教传入越南后的本地化,使越南的观音信仰和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在形式、摆设格局等方面开始产生差别。     

陕西长武县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再认识

陕西长武县保存了不少北魏时期的佛教石刻造像,本文以有纪年的石刻造像为标尺,对石刻造像进行分类,分析了各时期造像的样式特征、地域特征以及信仰群体等方面的内容.     

评《正说五台山》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风光旖旎,巍峨庄严,享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中国四大灵境之一”、“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的历史长廊”、“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历史画卷”、“世界佛教的文殊信仰中心”、“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等多项美誉。五台山的佛教历史融合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精华,见证了我国封建王朝的兴衰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更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期望。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图像

普门品与观音经变概说众所周知,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菩萨。其誓愿普度众生,得到人们广泛信仰,古代遂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之说。在历代佛教造像中,观音菩萨造像构成一类主要的题材与内容,     

山东北齐佛教造像艺术风格探析

山东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了大量北朝至隋代的佛教造像。其中,尤以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最多,且雕造精美,风格鲜明。以山东出土的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分布地区及风格,可划分为三大区域,即山东中部、山东北部和山东南部,并以此对山东地区北齐时期佛教的地域性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探析山东北齐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造像碑的功用类型

正佛教造像碑融合、丰富了中国传统石碑记功载德的作用,突出表现佛教伦理中国化思想对造像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融入世俗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显示中国佛教思维的实用性,体现中国佛教的价值观追求,反映修行趋向简易性的特点。中国佛教造像碑是与汉代物质文化渊源深厚的一种特殊石刻形式,兼具图像和铭文,多数纪年明确,分布地域广泛,既是研究丝绸之路上区域佛教的重要石刻代表,也是探求佛教中国化演变过程的物质文化资料。     

菩萨信仰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

由李利安等人撰写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系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系列"(七卷)中的第四卷.全书近64万字,于2011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佛教四大菩萨与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仰结合起来考察,既丰富了学界对精英文化型佛教以外的民众信仰型佛教的研究,也开阔了我们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认知思路. 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大乘又称菩萨乘,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主旨.因此,菩萨成为中国佛教信众心里神圣又不失人情味的崇拜对象.在众多大菩萨中,最受追捧的是观音、地藏、文殊和普贤,他们分别代表大悲、大愿、大智和大行.特别是随着四大名山的形成,朝拜菩萨道场的信仰模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之一.而民间信仰由于没有经典的捆缚、专职人员的限制和历史包袱的背负,而呈现出轻松活泼、简洁明快、功利通俗等特点,所以在历史的变迁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佛教,在思想、礼仪、造像等各个方面滋养了民间信仰.而被民间信仰吸收和改造的佛教因子又大部分与四大菩萨有关,由此所形成的信仰形态也成为受众最多、普及面最广、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民间信仰现象.因此,将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并列起来考察,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具匠心的选题思路.     

从天上到人间:敦煌艺术中的弥勒信仰

正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关于弥勒信仰的造像和壁画很多。仅就经变画而言,便保存有《弥勒经变》多达98幅,同时还有大量的弥勒菩萨或弥勒佛塑像。这些壁画和造像,反映了自北朝至唐、五代、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弥勒信仰情况。一约在公元二、三世纪,印度和中亚地区已出现弥勒菩萨和弥勒佛的造像。随着佛教东渐,弥勒造像传入中国,到四、五世纪,弥勒造像十分盛行。敦煌地处丝路咽喉,佛教传入首当其冲,弥勒造像自然滞形于此,在北凉、北魏、北周等洞窟中所塑甚多。这与北朝盛行坐禅、求弥勒决疑的风尚有很大关系。     

四川南朝弥勒信仰与弥勒造像

四川地区的弥勒信仰始于东晋中期,受到西凉和襄阳佛教的影响.随着弥勒信仰的盛行,四川出现了雕刻精美、题材丰富的弥勒造像碑.这些造像受南朝“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题材反映出当时弥勒佛和阿弥陀佛共存的情况.由造像题记则可以看出齐梁之际从弥勒下生信仰到上生信仰的转变.     

浅析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产生的渊源

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中的首席菩萨,主司智慧。自文殊信仰伴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文殊造像在中国产生并经历了一段旺盛的成长时期,到晚唐至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殊造像组合形式——新样文殊。对新样文殊的判断标准和产生渊源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新样文殊的粉本应始于敦煌本地,故其产生渊源依旧是敦煌旧样文殊变中形象的转化。     

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研究

云冈石窟造像是在汉代造像基础上吸收印度艺术各流派而产生的新艺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了解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艺术,必须溯其渊源,了解古代印度、犍陀罗、秣菟罗、摩揭陀等佛教艺术。从佛教艺术入手,研究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北魏都城平城的研究,还可以了解皇权对云冈石窟雕刻的影响。云冈石窟中大量的佛教造像和精美绝伦的雕刻,正是体现了佛教艺术对石窟创作的影响,其中庄严宏伟的佛教造像、技艺精湛的石刻及其所传达的佛教故事,都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品。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八 新昌大佛寺石雕弥勒像及刘勰碑记 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文化遗存

浙江新昌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它同时诞生、至今遗迹尚存的千佛岩造像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江南重要龛像遗迹,是中国早期石窟像在南方仅存的遗迹、江南早期巨型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历史文物价值可与闻名中外的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造像媲美。是佛教中国化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也是新昌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实物证据。其工程浩大,工艺精湛,震惊当世。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刘勰撰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称其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僧祐造像、刘勰撰碑,至今成为新昌大佛寺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