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人如何失去自我——现代性批判的中心线索北大核心

现代社会，作为个体的人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出现新的自我迷失，映照出现代性带来的时代精神的危机。马克思、尼采等现代思想家深入研究了自我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及其变迁中探讨了现象背后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借助对现代社会精神结构尤其是各种病态现象的分析，他们发现了自我的深层结构，揭示了道德文化塑造自我的微观机制；同时，借助对资本及权力的批判，他们又揭示了个体迷失自我的宏观机制。这种自我迷失不仅使人难以形成自我的同一性，也直接导致人的病态。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构成现代性批判的一条中心线索，而在启蒙中推动自我的觉醒则成为“治疗的学问”的哲学的使命。     

自觉与他者——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中医文化研究的启示

文化人类学最具“反思”精神,20世纪人类学的总特征是“我”和“他者”之间观察关系的改造.中医药文化的现代研究应当引入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自觉”概念,应当在对中医历史传统回溯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价值认同.而文化人类学中“他者”对中医药文化研究提供的是另一种自我观察的方法,包括人的他者、文化的他者和历史的他者.现代中医文化研究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中的自我和他者的理念和方法,思考中医学现代性中的定位和发展.     

人的“自我和谐”

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除了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外,还应该包含人的自我和谐这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已成为突出的问题,并且为理论界长期关注。这种分裂和矛盾在我国的现阶段又有其特殊表现。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面对现阶段还存在“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现实,追究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寻求在当前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解决(或缓解)这一问题的方式,使人的自我不断趋向统一、完整、和谐,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一自从人的自我意识产生,就开始有了人的自我分化乃至自我矛盾,这种分…     

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纳妾婚俗的批评

来华耶稣会士在发展信徒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那些纳妾者能否施洗？“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畸形婚俗，耶稣会士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在吸纳信徒时对“多妻者”给予排斥。这种“受洗”与“授洗”之不苟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负面造成了一定冲击，其文化、道德意义应予肯定     

儒家哲学中自我形态的探寻——从文本分析到义理诠释

作为思想的语言载体，文本是哲学史研究的基础。面向自我观念这种研究之中容易产生理论预设的议题，从文本出发，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探寻思想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儒家通常以“自”“己”“身”“我”“独”作为自我观念的表达词，以之为线索，对相关文本进行系统考辨，可探寻到儒家哲学中自我的基本形态。这包括构成性(自我之成为自我的根据)、交往性(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和反身性(自我认识自身并成就自身)三种向度。此三者在各自有别的同时又错综交会，共同交织而成的自我是儒家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枢纽。由此切入，可获得一种研究儒家道德哲学的新进路，较之美德伦理等视角，自我问题的进路更有可能充分呈现儒家思想的内在机理。哲学义理和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之间是“意”的“言”的关系，尽管“言”的分析存在有限性，但它是追寻“意”的必要路径。“言意之辨”不仅是过去的一种理论，也是现今哲学史研究中应重视的一种方法。     

关于"自我"的社会建构论学说及其启示

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社会建构论认为传统心理学有关自我的研究都是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论以“关系的自我”取代“本质的自我”,认为自我并非行为背后的精神实体,而是人际互动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的建构物。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对于中国古典道家"自我"的一种新的解读

中国古典道家中并没有“自我”这一概念,但却拥有丰富的关于“自我”的思想。该文在对照西方传统自我观念的基础上,理解中国古典道家的“自我”。指出道家的自我是一种无知的自我、无为的自我、无欲的自我;是一种顺应的自我;是一种幽默化的自我。希望这种解读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丰富与发展“自我”的概念,并为心理学对于当代中国人“自我”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从“人类中心”到“环境价值”──兼谈一种价值思维的角度和方法

随着“资源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成为人类思考的一个焦点。一方面,这种思考引发了对以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反思和批判,应该说,这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自我批判,是人的一次重新自我定位;另一方面,这种思考又促成了“环境价值”或“环境道德”、“生态价值”或“生态伦理”等概念的产生,这一组概念联系着价值观念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看作是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思想成果之一,其意义决不可以低估。但在目前的讨论中,关于这组范畴的涵义如何确定…     

从个体关系的角度看文化对社会脑功能的塑造

摘 要 尽管社会认知的内容丰富多样,但其核心在于人们对“自我”、“他人”及两者关系的理解。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社会认知有着广泛影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文化对“自我” 与“他人” 信息加工及其大脑机制的影响上。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文化显著影响自我相关记忆、自我表征、自我觉知等自我认知过程。这可能主要来源于不同文化人群自我建构方式的不同。上述差异的神经机制主要体现为不同文化人群自我相关加工时,其内侧前额叶功能性变化的不同。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化同样显著影响人们对他人,尤其是对他人情绪的认知。这一点集中表现为表情认知的文化优势效应及共情过程的文化差异。在神经机制上这一差异主要体现为杏仁核功能的文化可塑性。文化神经科学的未来研究,可继续探讨主流文化、区域文化、宗教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差异：1）对自我认知与情绪认知相互作用的影响与神经基础;2）对共情（empathy）、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与协同行为（joint action）等多种社会认知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关键词 自我建构 文化神经科学 情绪认知 自我表征 共情     

自我设计与人情主义的双向建构

中国文化中的自我设计,是建立在人情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具有着浓厚的人情主义味道,还在于人情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影响着自我设计和认同。这种自我设计也是对个体伦理道德关系及等级秩序的构造和确认,从而使个体成为自我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个体的关系不是法权性的,而是人与人的情感倾向和好恶对应的人情主义关系,从而也构成“己群”的关系基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三特征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强调，这种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这些表述主要从观念文化或知识文化的角度来界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并揭示了这种文化建设无论历史任务、目标取向还是就其思想基础、社会条件而言，都具有新的属性。那么，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究竟“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就一个国家而言，…     

论中华民族性格的弱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自我反思。中华民族性格的弱点可概括为三种自我中心倾向。第一是民族自我中心倾向。它表现为地理中心、文化中心和权力中心三方面: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故称“中国”;认为中国是“道德礼义之邦”,文化最发达,故有“华夷之辨”;认为中国是万邦之首、天朝大国、四方来朝。这种民族自我中心倾向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分析

正如在西方一样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他者”意识。根据这种意识 ,他人乃是一种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这是“你—我”这种本真的、健康的存在状态的异化。这种他者意识首先是与关于自我所属族类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因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与其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 :异族的存在规定着本族的存在 ,进而族类的存在规定着自我的存在。于是 ,本真的自我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他者意识渗透于汉语全套人称代词“他”、“你”、“我”中 :如果说“他”是“缺席的他者” ,“你”是“在场的他者” ,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外在的他者” ,那么“我”就只是一种“内在的他者”。     

理解拉丁美洲哲学的途径——关于文化同一性形成的反思

对那些不清楚拉丁美洲思想特殊发展的人来说,拉丁美洲哲学是否存在是他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存在拉美哲学这种东西吗?”或者“所指的拉美哲学是什么意思?”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哲学一般地讲并不限定是属于哪种民族和文化的。即使用这样限定的话,一般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即“拉丁美洲”,这种限定。哲学一般认为是仅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重塑的创造性探索，既是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的自我更新，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其文明限度的内在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器物、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变革的尝试，直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方式实现了“时空压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亦是这种结合的哲学确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胡塞尔论自我与主体际性

目前世界上文化交流的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文化交流是一种主体际的交流。主体际性表述“我”与“你”、“我”与“他”或“她”以及“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文化造就了一定形态的“我们”的群体,而文化交流发生于作为不同群体的“我们”与“我们”之间。于是乎,探讨自我和主体际性的问题就与文化交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自我”便成了这一系列问题中首先要说明的概念。对于什么是“自我”,初看起来是最自明的,其实最深奥。谁不知道他自己的“我”呢？谁须臾能脱离他自己的“我”呢？谁说话和行动时没有这样的一个“我”在主持…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评一种“自我价值”观

什么是自我价值?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自我价值是与其社会价值不同的另一种价值,“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而“自我价值” 则是个人对“自我需要的满足”.我把这种观点简称为“自我满足论”,这种观点是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首先,它错误地脱离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的自我价值.价值关系只能存在于价值主客体的关系之中.在一般价值关系中,人是价值主体,而外界物则是价值客体.外界物只有对人而言,才有所谓价值.而当我们考察人自身的价值时,人便由价值主体转化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