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其影响

天主教入华后激烈排佛,其原因无疑与当时佛教自身的衰落及其在政治文化中地位卑下的现实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取代佛教地位并借排佛以批儒。佛耶论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和神人关系上的异见以及对于轮回观念的不同看法等方面.知识分子在佛耶冲突中表现出三种不同态度:崇耶反佛派、中间派和崇佛黜耶派,其中前两者的支持和宽容对天主教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佛耶冲突实际上是天主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冲突。宗教不宽容是佛耶冲突及天主教不能融入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宋明儒士排佛思想探微

宋明时期,儒士排佛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历代所未有。如果说宋初的儒者排佛仍集中于种族、伦理、社会等层面,随后而来的理学家们则更进一层,从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伦理观等对佛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明代的儒士则又对佛教表现出一种宽容性的排斥。体现出"一波三折"排佛层面的转变、"出入释教与入室操戈"排佛方法的运用与"三教合一和儒家绝对优势地位确立"三个特征。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初文化政策与儒佛道之关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的。为了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重整封建伦常,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北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具体到文化学术上,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儒、佛、道关系的问题。本文选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为背景,运用大量的史实,对宋初三帝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对儒、佛、道的关照程度也不置一等,其中儒家处于首要地位,佛、道二教又分别次之。同时指出,宋初对儒、佛、道的鼓励和扶植并不等于是任其姿肆,而是以不妨碍封建国家的统治为前提的     

《佛说无量寿经》偈颂赏析与各文本之比较

<正>一、引言《佛说无量寿经》是净土宗所依经典之一,据记载东汉至北宋共十二次翻译,现存五种译本,分别是:1、《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东汉支娄迦谶译(以下简称"汉译");2、《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     

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的理论转型

北宋时期的佛道关系实现了从激烈的对抗到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重大转折,而转折的实现与佛道两家实力的消长变化、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佛道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紧密联系。佛道关系转折代表了最基本的观念态度的转变:佛道一致的关系模式因其强调佛道两教的高低优劣,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差异而仍然坚持对抗的观念态度;而佛道合一的关系模式则强调佛道思想的融合,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共通处,因而突出了强调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观念态度。正是由于道教率先突破对抗的观念态度,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吸收佛教思想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转型。     

论古代泗州僧伽像僧、佛、俗神的演化进程

迄今发现唐至明清时期的泗州寺院有96处,其中供奉有僧伽像的有25处;文献中记载有僧伽像的有20处,传世或学者新考证的有图的僧伽像有27处、29件。僧伽题材不仅有本身像,僧伽、宝志、万回合龛像,变化像,还有僧伽、弟子、供养人合龛像等;它的发展可以分为晚唐五代的僧像时期,僧伽菩萨像的北宋时期,佛道儒三教合一僧伽像的北宋徽宗至南宋、金时期,僧伽像继续发展的元代,僧伽像世俗化倾向愈益显现的明清时期这五个阶段,体现出僧伽信仰从高僧、圣僧、佛,直至民间俗神的发展脉络。     

苏轼与道教

苏轼与道教李豫川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苏斌（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开派的人物,在灿若繁星的古代伟人群中,他一直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除儒、佛两家外,道教思想对苏轼的创作也起了显著的作用,这是他不同于北宋其他诗文革新派作家的重要地方。宋...     

寿星老人考

寿星老人与道教神系中的"南极老人""南极长生大帝"等无关,唐玄宗将寿星之祀设于君王诞辰节日举行之后,寿星才在晚唐时期成为道教神仙,并与生日习俗密切相关。北宋初期君王诞辰节日出现了献寿星图为贺礼的生日习俗,寿星图上的神仙还不是寿星老人。生日习俗中的寿星图发展成为生日之人的画像,寿星老人的形象由此在北宋中期出现。苏轼的《佛寿图》揭示了寿星老人的形象来源于作佛的画像为寿星图,该形象可能基于当时十八罗汉的佛教造像。     

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

佛、道二教与民间祠祀一方面有着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 ,它们本身在中晚唐也逐步走向世俗化 ,并与民间祠祀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合流的迹象。首先 ,一些佛、道教神明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祠庙 ;其次 ,寺观的功能渐与民间神祠混同 ,成为祈祷祭祀之所 ,人们在与佛教神灵打交道时 ,适用的仍是人神互惠的原则。再次 ,在国家祭祀体系中 ,佛、道二教与民间神祠的地位也开始逐步接近。这种变化从唐代开始 ,到北宋时期初步完成。     

宋代理学的伦理范世与德育方法

一经由唐代儒释道的思潮冲突与观念激荡,儒家的价值观在士大夫那里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与巩固。随着道统说的倡叙和排佛运动的展开,士大夫们的自我身份觉识与经世之志大大提升,复苏儒学乃戌时代的精神斩向。然而,由于这一运动的先行者们或排佛躁切(如韩愈)、或依恋佛光(如李翱)。佛理的实蕴并没有能够被消解转化为儒学的活力源泉,因而儒家的发展并未呈跃升之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宋初。     

李觏非孟动因再探

排辟异端本是孟子在唐宋能够成功升格的重要原因,但鲜被注意的是,李觏曾因排佛而非孟。李觏的非孟言论集中在其《常语》之中,而撰作《常语》之前,李觏对孟子其实颇为推崇,这是因为李觏早年对孟子的理解在于其精于治道和排辟异端。李觏对孟子态度的逆转,应是受到阻遏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僧人释契嵩援引孟子以攻击韩愈、甚至进而消解孔子和儒经神圣性的刺激。此外,由于佛学与性命之学的紧密关系,以及孟子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既改变了李觏对孟子的理解,也让一贯排佛且不喜性命之学的李觏逐渐对孟子生出反感。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傅奕《高识传》考论

《高识传》是傅奕编纂的排佛著作,成书于贞观年间。其书虽佚,然释道宣《列代王臣滞惑解》保留了许多信息,可窥其概貌。《高识传》内容为魏晋至唐初25位帝王大臣排斥佛教之事迹。编排体例上,《高识传》分帝王、臣子两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编纂方法上,以辑录排佛言行、事迹为主,间以傅奕个人的评议。《高识传》对于研究傅奕排佛思想、唐初三帝宗教政策,以及唐初三教论衡,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北宋诸儒仁论特质阐释

仁是孔子儒学的核心观念,汉唐时期的儒家学者基本上是从情感之爱的层面理解仁。北宋诸儒借鉴佛、道二教超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仁与爱、仁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又继承儒学传统的一贯之道,强调仁之体与爱之用的统一,并且从体用两个层面肯定仁的差异一体特征,建构起体用一源的仁学本体论,从而与佛、道二教的空无本体论划清了界限。     

以禅入词——黄庭坚词创作的新尝试

北宋时期,禅风炽盛,许多士大夫皆有参禅学佛的爱好。禅悦法喜,给他们带来了心灵上的解脱,在诗词创作上,禅宗典籍和语录也给他们带来了遣辞的丰富与造意的突破。在文学写作上特别注重创新,强调要“不作牛后人”的北宋名家黄庭坚,在“以禅入词”上作了多方面的尝试,别开生面。这些尝试有: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不喜佛”的真佛——记从排佛到皈依佛门的大文豪欧阳修

“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为《欧阳修文集》作序时，是这样评价欧阳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