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的中国宗教观

理雅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人物,在对中国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进行全面翻译与研究的基础上,理雅各对中国儒家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充分的宗教比较主义的宗教观。但是,囿于时代与传教士立场的局限,理雅各在阚释儒家时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并试图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构建理雅各式儒家信仰体系。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的《中国经典》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巅峰之作,向来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鲜少受到质疑。本文以理氏1861年的《中庸》译本为例,揭示理氏译本所代表的传教士东方主义。分析显示,理氏翻译《中庸》,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全面颠覆子思的形上学建构,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     

理雅各的道教研究及其转变

相对于其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和诠释,理雅各的道教研究则较少为人所重视.他在早期对于道教持强烈的贬斥态度,对于道家思想家如老子、庄子等也很少涉猎.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理雅各应马克斯·缪勒的邀请负责编撰翻译《东方圣书》之中国部份,从而开始对道教的系统研究.从理雅各在不同时期的言论和作品来看,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理雅各对道教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转变.而本文最后所讨论的手稿本,则展现了理雅各在看待道教思想时的模糊和矛盾之处.     

论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儒家还报原则的批评

在英译《中国经典》中,理雅各曾先后两次论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远不及基督教的标准的问题,其立论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章对"以德报怨"的回避及对"以直报怨"的肯定。在此,我们以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于儒家的还报原则的批评为线索,辨析基督教与儒家在"以德报怨"和血属复仇等问题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双方对于仇怨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等问题,并尝试透过德国神学家蒂里希对于"公正"的不同层次的界定,厘清这两大传统在同样以"公平正直(justice)"为根基的前提下,二者的还报原则之所以产生分歧的原因。     

理雅各对儒家祭祀礼的解读——以理雅各《诗经》译本为中心

在儒家倡导的五礼中,理雅各最重视祭祀礼,其中,他又特别关注祭天礼。《诗经》里有许多诗篇涉及祭祀礼仪,虽然这些祭祀礼仪并未表明是敬拜上帝,但是,理雅各坚持认为与上帝有关。在他看来,儒教和基督教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而儒教祭天与以色列人祭拜上帝的仪式却相似。他知道,在古代,以色列敬拜上帝是真正的举国全民参与,而在中国只有天子可以祭天,普通民众不能参与其中,全民皆可参与的是祭祖。理雅各对中国人的祭祖持批评态度,但又承认祭祖具有社会意义,并在祭祖礼中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从而将中国传统宗教纳入一神教模式中予以诠释。     

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

英国的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１８１５—１８９７）、韦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１８８９—１９６６）均是国际上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们的《论语》译本是英语世界中最流行的译本。本文以“君子、小人”、“克己复礼为仁”、“一贯忠恕”等关键范畴为例,对理雅各与韦利翻译《论语》的义理系统作了比较分析。其结论是：理雅各基本上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依据,而韦利则以清儒的义理为旨归。本文还尝试指出,义理上自成系统,有各自的特色,是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能够长久行世、又不能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     

何以为“圣”: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理雅各的英译《易经》试谈《易经》的翻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阐释的信度:理雅各《乐记》“象德”说英译辨析

《乐记》为先秦儒家论乐的集成之作,其中探讨的"以乐象德"的伦理哲学对后世文艺理论的衍生与社会道德教化理论的塑形发挥了重要作用。理雅各英译《乐记》秉承直译原则,释译结合,力图兼顾顺畅与达意并取得良好效果。然而其中对"象德说"相关元素的阐释与翻译却与原文相异,并与译文文内逻辑不符。本文从理雅各本人所秉持的阐释观入手,以阐释的多元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为考量对象,探索确立文本相对意义且于翻译中实现有效阐释的途径,并提出以连贯、互文、语境为考量效度确保译文阐释的信度。     

晚清英国新教传教士"适应"中国策略的三种形态及其评价

19世纪新教来华传教士为了实现宣教和基督化中国的目的,采取了各种“适应”中国的宣教策略。本文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主,兼及麦都思的西学新学翻译和戴德生的“融入本土”的宣教策略,对上述三种策略的历史形成予以勾勒澄清,并作出了相应评价。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从佛经翻译审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以《药师经》为例北大核心

在我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是完成中国化较为彻底、成功的范例之一。佛教中国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读诵、经典和教义的判释与圆教义理的阐发、佛教宗派和山门祖谱的确立等;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佛教义理的心性化、佛教信仰的大众化、普遍化。本文中笔者将以《药师经》的翻译为视角,以探析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

中国经典西传,传教士功不可没。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四书五经的英译,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西译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传和西方汉学的发展。而早已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汉语佛教     

《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论语》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及其英译。通过比较理雅各、韦利、辜鸿铭、林茂荪和刘殿爵对"华夷之辨"思想的不同译法,笔者发现:民族身份对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同翻译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具体影响的方式又十分复杂,很难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概括。     

基于四个英译本的《周易》复译动因研究

《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但国内对《周易》的译介研究仍不够深入。本文选取理雅各、贝恩斯、罗志野、傅惠生翻译的《周易》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对《周易》复译的内在动因进行多维度探讨。本文发现:第一,四位翻译家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周易》进行了复译。第二,观照解构主义理论,《周易》英译作为语际翻译亦是一种延异、印迹、播撒、增补的过程,而这正是《周易》复译行为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源头所在。第三,由于《周易》语篇拥有一个庞大的认知隐喻结构,人们对卦爻辞的理解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不同翻译家在卦爻辞的翻译中存在认知差异。     

朱子《易》学诠释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易》为群经之首。在儒家经典中,朱子对《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易》的诠释在他对整个儒家经典的诠释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朱子主张探求《易》之经文本意,并通过经之大义进而理解     

十九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演进

理学的西传得益于"理"概念的译介。《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三种报刊及麦格基、理雅各等人的汉学著述中关于"理"的译释,保存了十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原始的文献记录。翻检中学西传史上"理"的英文对译,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在接受中国理学文化时的心态以及曾经出现的分歧与争论,后者对于理学文化的西传无疑产生过推动作用。     

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