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性质、目的和意义——作为一种日常观念的明智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明智"一词,是由传统的"智(知)"的概念分化而来的。日常语言中的明智,兼有能力和品质的性质。从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对应于理智的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推理能力,而在实践推理方面又包括审慎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不同的推理活动;从品质的角度而言,道德推理中的明智可以被发展为一种品质,但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基于此,常识道德对明智的评价不但不是最高的,反而略显暧昧和可疑,因为明智所指向的目的常常是"为己",而非"为他"。这种意义上的明智可能会在日常观念中引发一种近乎直觉的质疑:道德应该是与对他人的关切有关,致力于实现行为者自身目的的明智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道德。更重要的是,明智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日常观念之中,还存在于将德性与幸福视为核心概念的德性论之中。要想澄清这些与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对日常观念中的明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察。     

“善待宽恕者”还是“报复非宽恕者”:基于博弈范式对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行为动机的研究

近期国内外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不倾向于再次伤害被冒犯者。但这些研究并未解释冒犯者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善待宽恕者"的动机,还是出于"报复非宽恕者"的动机。为此,本研究通过囚徒困境的博弈范式研究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动机。结果显示,在"得到宽恕"的情境中,冒犯者善待对方的程度要显著高于"没有得到宽恕"和"不确定是否得到宽恕"的情境,而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的结论,另一方面也初步确定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行为的动机,即"善待宽恕者",而非"报复非宽恕者",并对人际互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自主性动机对创造力的预测：认知抑制的调节作用

执行功能和动机是构成创造力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Stroop任务、自主性动机和创造力量表对37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实验室研究,以考察认知抑制在自主性动机预测创造力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自主性动机显著正向预测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2）认知抑制调节自主性动机对流畅性与灵活性的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对高认知抑制能力者,自主性动机显著正向预测流畅性和灵活性,对低认知抑制能力者这一预测作用不显著。该研究深化了自主性动机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无偏见动机对刻板印象和偏见激活的抑制作用:基于四分模型的分析

利用四分模型分解内隐联想测验的认知加工过程,考察无偏见动机对刻板印象和偏见自动激活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1)高低无偏见动机被试均了解社会文化对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2)高无偏见动机者没有产生"男同性恋-女性化"的刻板印象激活和"男同性恋-坏的"偏见激活,低无偏见动机者则有二者的激活。因此无偏见动机能够有效抑制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自动激活,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发展模型。     

拙的智慧

世事无常,红尘扰扰,拙以修身,拙以立世。拙是一种明智的糊涂。"地至秽者多生物,水至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吕蒙正在刚刚担任宰相时,有一位官员在帘子     

对比解释难题会威胁到行动者因果性理论吗?

对比解释难题中有代表性的三个问题是动机选择、时机选择和纯粹机遇问题。其论证主要分为两步,一是通过"给不出相关的对比解释"表明某个行为是随机的,二是由随机性推出该行为本身的失控和不自由。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步,相对忽视了第二步的重要性。本文着重反对第二点,主张即使"我"对某个动机、某个时刻或者某种概率的行动的选择是随机的,那也不意味着"我"对它们完全失去了控制,因为这些动机、时刻和客观概率的行动都在"我"掌控之内。所以,对比解释难题没有威胁到行动者因果性理论,行动者对行动仍然保持着控制。     

道德难题的内在主义解决方案

"道德难题"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哲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它是关于如何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和实践性特征提供一个一致性解释的元伦理学理论的问题。动机内在主义方案是解决道德难题的诸多路径之一。"无道德者""意志力薄弱"等反例使得简单内在主义方案极具争议。"意志上的不可能"(volitional impossibility)案例彻底证明现有的内在主义方案,简单内在主义和条件内在主义,都是不可行的。     

期望与绩效的关系: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

经典动机理论认为高期望能提高绩效水平,本研究结合调节定向理论进一步回答这种效应"何时"存在或"如何"产生的问题。研究1通过测量期望水平、并用任务框架操作调节定向,检验了情景启动的调节定向对期望与行为间关系的影响;研究2采取更严格的被试内设计通过任务难度操作期望,考察了作为个体长期差异的调节定向的作用。结果表明:①调节定向调节成功期望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定向,成功期望与绩效正相关;对于预防定向,期望与绩效相关不显著。②动机可以部分解释调节定向与期望的交互作用机制:高水平的成功期望会提高促进定向个体的动机强度,进而产生高的绩效结果;其对预防定向个体的动机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动机论及其困境——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一

道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这是道德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做了诸多回答,如动机论、效果论、规则论、意愿论、美德论。[1]本文只考察动机论,并准备回答如下问题:动机论是不是有效的道德判断根据?在进入讨论之前,须做简单说明。第一,"根据"是一种解释与还原关系。在一个理论中,如果a可以还原为b,则b是a的根据;如果其他子理论可以还原为b,而b不可被还原,则b是最终根据。     

论坛荟萃

论坛荟萃韩东屏：试析道德评价中的三对关系一．动机与效果从客观上讲，行为过程中动机与效果是否统一是因人、因场合而异的。鉴于此，合理的评价方式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即考察行为者的动机，又要依据行为者的效果。在动机与效果分离的情况下，评价方式有两个要点：首先...     

“追名弃利”：权力动机与社会存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目前关于权力动机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力动机的阴暗面, 但是对权力动机的积极面尚不清楚。本研究从公平与合作行为的角度出发, 分别采用最后通牒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任务, 探讨不同权力动机水平个体在内隐(眼睛线索)或外显(他人在场)社会存在下的亲社会行为是否不同。结果发现, 在眼睛线索或他人在场条件下, 相对于低权力动机者, 高权力动机者表现出更高的公平与合作水平。然而当没有社会存在线索时, 高低权力动机者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结果提示高权力动机者出于名誉和地位的策略考虑, 也会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     

《论语》“性与天道”章疏证

对《论语.公冶长》篇"性与天道"一章的诠释,历来注解者有众多不同观点、不同层次的讨论。其中所含问题有三:其一,"言"、"与"二字的词性问题,有视"言"为动词、"与"为连词者,有视"言"为名词、"与"为动词者;其二,文章与性、天道之关系问题,有视其为二者,有视其为一者,亦有视其为一而二、二而一者;其三,夫子是否言过性与天道,子贡是否闻过性与天道?其解说更为复杂,不仅有言与不言之分别,亦有听闻与不听闻、得闻与不得闻之争议。     

动机功利主义

行为功利主义用功利的标准来检验行为,而只有导致功利最大化的行为才是道德上正确的.动机功利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与行为功利主义截然不同.在理论上,动机功利主义反对直接用功利标准检验行为,主张用它来检验动机,而更好的动机模式则拥有更大的功利;在实践上,动机功利主义关心的问题不是"我应该(试图)做什么",而是"我是否已经生活得很好",而后者与人们的动机密切相关.     

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出发论证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首先介绍1950年代发生在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三次重要辩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厘清哈耶克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动机;然后通过引入亨廷顿关于保守主义的三种定义(贵族式的、自主式的和情境式的)辨析哈耶克与保守主义的关系。本文认为,当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的神秘主义、反智主义、等级制以及推崇权威与特权的倾向时,他反对的是"贵族式"定义的保守主义,当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因为缺乏"政治原则"所以会被社会主义拖着走的时候,他反对的是"情境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虽然哈耶克与"自主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这也是保守主义最富哲学意蕴的部分——具有相当的重合度,但这依然不足以支持他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元认知训练的动机增强效应

如何激发学习动机是当前教育工作者、心理学研究者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干预动机变量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我们认为,认知干预也是激发学习动机的一种有效途径。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对47名初二学生进行为期三周的数学元认知训练。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元认知训练中,被试的动机和元认知都有一定改善;路径分析进一步表明,元认知的改善导致了动机的改善。这一结论为动机激发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并且使我们对于元认知与动机的关系形成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系统、整体、协同:国家主导深化农村改革研究

国家当前主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是否注重了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把握国家行为,讨论国家行为的类型与国家确立的农地制度类型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文献法,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主要农村改革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行为的类型发生了新的转变,"公正平等"是国家新时期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但是,长期以来国家多重动机和价值取向之间"缺乏整合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导致国家当前主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出台的政策仍存在"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问题。相关的政策可能误导当前正在推进农村改革"试点"的地方和基层政府行为的动机和价值取向。     

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277名文科三、四年级的大学生为被试,综合考察在故事、连线和命名任务下,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对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多变量方差分析发现,对于三个测验的共同部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主效应均显著,但交互作用不显著。分别对每个任务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对于连线任务而言,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主效应均显著;对于命名任务而言,外部动机的主效应显著,内部动机的主效应不显著;对于故事任务而言,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主效应不显著。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之间在三个任务中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多重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的任务,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贡献显著不同。     

趋近和回避动机的区分及其对心理病理学的影响

趋近和回避是动机的两种最基本形式, 反映着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 是个体适应环境的核心机能。回避动机保证了个体的生存, 趋近动机则促进个体的成长。两类动机系统在前额叶皮层呈不对称偏侧化分布, 趋近动机与左侧额叶皮层激活相连, 回避动机与右侧额叶皮层激活相连。Youngstorm 和Izard等认为两类动机系统失调可能与一系列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有关, 如躁狂、抑郁、焦虑和儿童多动症等。这一观点已得到一些相关研究和临床研究证实。建议未来研究关注趋近-回避动机区分与情绪和认知功能研究的融合, 进一步检验趋近-回避动机系统失调模型, 并加强趋近和回避动机系统的可塑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