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中国化的三重维度及其影响

<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到佛教思维、思想与实践及其表现形态的系统性文化改造与重构过程。这种融合与重构,既是佛教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也是佛教的思想、学术和实践活动的多重展开过程。其中,戒律中国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化佛教能够形成的价值观基础和制度性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本文从历史经验、国际比较、现实需要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的深刻教训,是跨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构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要抓住突出问题,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分析

农村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阵地。本文利用在湖南省农民中的调查数据,对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描述性统计发现,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具有差异性、模糊性、偏离性和实用性特征。回归分析发现,个人特征、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但培育环境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更多的是个人自发、松散的行为,缺少组织力量的教育和引导。最后,从重视理论宣传、满足农民需要、优化社会环境、加强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以朱熹为中心的分析

朱子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朱子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道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道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道学思潮也在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迎来了南宋道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近代以来基督教中国化与中缅跨境民族认同结构的变迁

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力量由弱到强建构的国家认同、基督教信教群体中波动发展的宗教认同、对民族文化的体认所体现的民族认同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和塑造了区域内的社会认同结构。近代以来基督教信教群体内这一认同结构的发展、演化,正是基督教在该地区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写照。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国家认同为里层、民族认同为中层、宗教认同为表层的"三层椭圆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引导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重要条件。     

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

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维度上以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的矛盾现象凸显出来。面对全球化中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并存的复杂态势,合理的战略选择应该是:理性审视和反思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和伦理冲突,以生态价值观引导下的伦理多元主义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论民族精神的社会功能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积极健康价值观的集中表现,对一个民族的存在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构筑民族精神家园、增进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展示民族形象、推动民族发展等方面.民族精神中所蕴涵的才智精华,是指引和推动各民族甚至人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智慧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路径论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提升国家伦理认同,它包括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12个理念的价值认同,更包括基于这种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公民个体行为实践与习惯的养成,即实践层面的行为养成。理论层面的认同要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因为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文化基础;公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践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公民道德建设中,探索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引领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新医改的新时代与国家医疗保障局面临的新挑战

医疗保障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医改进入新时代,需求侧改革将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将走向去行政化。医保局面临三项重大挑战:第一,建立医保公共预算制度,通过筹资体制、给付结构、经办模式的重构,将既有的碎片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整合为以省为单位的单一付费者体系;第二,推动医保支付改革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从而加快重构医疗供给侧的激励结构,让医疗机构有更高的积极性为参保者提供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第三,推动医药价格体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医保局的建立及其在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所推动的改革,是医疗事业公共治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将在医疗领域中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新时代青少年价值观的构成特征与适应功能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的新时代背景下,分析青少年价值观构成特征,形成有效的测量工具,并对初、高中共780名学生的价值观结构及价值观的学校和社会适应功能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由社会平等、集体取向 、遵纪守则、亲情、友情、上进竞争、时尚、享受快乐 8个维度构成,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男生相对女生更认同友情,初中生相比高中生更认同社会公平和亲情,高中生更认同享受快乐;青少年价值观各维度对学校和社会适应的某些指标具有预测作用：对上进竞争的认同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成绩和学校能力;对时尚的认同负向预测学业成绩和亲社会行为,正向预测学习问题;对亲情的认同正向预测社会能力和亲社会行为;对友情的认同正向预测同伴偏好。总体而言,新时代青少年价值观构成特征受到自身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现阶段青少年健康心理发展与价值观教育之间的关系,对未来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心理学的实证依据。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融合的典范,更是二者精髓和灵魂的表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认知和高度认同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和完善的关键阶段,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性,面对新形势下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潮冲击,需要科学、积极的价值观引导当代大学生选择健康向上的思想理念。首先阐释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质内涵,然后提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过程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解决对策。     

“功能-职责”视角下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与发展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创新的现实体现。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功能优化与职责重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功能优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职责重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动因。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前后衔接、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的改革进程,各次改革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根据“功能-职责”的发生动因,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演进逻辑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展现：功能优化导向的行政性改革、职责重构导向的适应性改革、“功能-职责”共进导向的治理性改革。基于“功能-职责”的双重动因,梳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将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归纳为：一是立足现实国情并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更好推动政府创新;二是坚持行政权力的有限集中与适度下放,优化政策过程;三是根据时代发展逐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整体性视角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四是机构改革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也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周期之中;五是补足政府治理的现实短板,通过机构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综合发展。     

电力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从电力科技创新主体来看,其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电力科技创新的社会政治认同、公众认同和市场认同问题.从电力科技创新客体来看,其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电力科技创新成果本身或应用过程带来的社会、生态或人文伦理难题.电力科技创新伦理困境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电力科技创新价值取向的偏离.基于“科林格里奇困境”,电力科技创新导致出现一系列伦理问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可以从电力科技创新制度的重建、文化的形塑和公关政策的调整等方面解构电力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并实现电力技术创新伦理观的重构.     

社会认同观的转变与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拉克劳、墨菲以重构社会认同为视角,提出了激进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策略思想。他们认为,在当代,单一的阶级主体变为多元的身份主体,实体性、同质性认同变为错位认同和目的性认同。应该在新情势下重估阶级斗争,重建领导权,通过对话、论辩建构民主政治想象的社会认同,将多元社会团体连接为存在差异的整体,回击自由保守主义的"反民主攻势"。他们关于主体身份多元化和转变社会认同观的思想,探讨政治哲学的运作机理、坚持激进的斗争原则和包容精神,以及在主体身份和价值观多元化基础上重建文化领导权的观点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平台圈层文化的哲学反思

在数字时代,平台圈层文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使人自身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方式等实现重构和改变。作为一种亚文化,平台圈层文化的出现一方面创新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认知习惯,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信息茧房、社交窄化和价值单向,带来了圈地自萌、人格依附以及对网络虚拟世界的依赖。这就需要着力处理好筑圈和出圈、多样与统一、自我认同、群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创设积极、健康的网络亚文化生态,与主流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保障个体健康成长。     

品牌拟人化和形象代言人浅析

品牌需要消费者的认同,这种认同要求将品牌可以看成一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情绪、个性乃至习惯性的活动。品牌形象代言人是品牌拟人化策略的产物,它能有效的沟通品牌和消费者,塑造品牌在大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论生态文化及其价值观基础

生态文化(狭义)是一种文化现象,即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式。生态文化主要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传媒、生态文艺、生态美学、生态宗教文化等要素。这些要素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构成生态文化建设体系。生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价值观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     

从“政治人”到“生态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政治生态”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价值身份.在工业社会危机日益凸显的困境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应走向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互为生态性存在的“生态人”.“生态人”的提出与实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