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超越到形体享乐——玄学心性论的一条发展轨迹

玄学心性论的兴起,对儒家道德人性论发起了一场全面冲击,使中国心性论哲学进入了以道家自然主义和个体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崇尚自然,批判伦理;提倡个体,轻视群体,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风尚。它标志着人性的一次解放,也表现出对人生自由的追求。但是,这种批判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却并不彻底,更没有取代儒家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它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思想相辅而行,并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被吸收和融合(经过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李春秋儒家伦理,是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土地上,在先秦时期形成、发展起来,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它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伟大作用,对东方乃至人类文明...     

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国家”与“天下”等问题的思考。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

太虚法师在倡导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承担了重要角色,并显示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用儒家重人生及人之德性的内容,诠释人生佛教的意义;二是借儒家的伦理观念,张扬佛教人乘善法的理念;三是引儒家成贤成圣之路径,阐述佛教济世利他的大乘思想。太虚法师经过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思想,使其人间佛教理论得以发扬和传播。     

论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兼与陈嘉明教授商榷

陈嘉明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一文中认为,儒家义务论伦理是一种单边式义务,权利缺失是儒家义务论的根本缺陷。因而需要引入西方权利观念来建构我国现代义务伦理。实际上,我国儒家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双向性义务与权利的相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义务论伦理具有开化出现代性义务论伦理的可能性。在重视权利之于义务重要性之余,必须意识到权利实现是以义务遵守为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在这点上中西文化具有通契性。故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务论伦理能内在衍生出现代权利概念,即义务本位能够开化出权利自由。     

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发展浪潮的大背景下,为应对因"西化"引发的道德和认同危机,新加坡政府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旨在以儒家思想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伦理,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教材的国家,新加坡汲取儒家思想精华作为道德教育资源的具体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根据研究主题及关注重点的不同,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期,对学界关于"儒家伦理"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力图在探寻新加坡道德教育规律的同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参考。     

论儒家全球伦理金律

“儒家全球伦理金律”是儒家思想内所包含的或从中发展出的能够作为全人类共同遵守奉行的基本的伦理原则、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它可初步归纳为“十大金律”,其特点为普适性、基础性、悠久性、系统性、针对性、智慧性和简洁性,它的本质是人道主义、合理主义与和平主义。全球伦理的构建不能缺少儒家伦理,儒家全球伦理是中华民族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     

略论在全球化时代里文化认同的危机与儒家伦理观的意义

文章着眼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从不同的侧面掘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对于一些重大且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理论问题,诸如：如何认识“儒家资本主义”模式？九十年代末期的亚洲经济危机是“亚洲价值观”所导致的恶果吗？儒家伦理超时代的普遍意义何在？“天人合一”的机体主义的形而上学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伦理观念的基础吗？都做出了富有创见和独具特色的回答。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比较——人性论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创造出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的文化,曾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基督福音如同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负有传福音的使命,要在广大中华国土之上把福音传出去。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与曾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进行对话的任务,这就需要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一些比较的工作。比较项目可包括伦理学基础与出发点,道德理想,道德修养和人性论等,其中人性论更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道统”抉微

“道统”一词,尽管在儒学史,以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史上经常使用它,但论者多半把它看成是尧舜周孔以来的一种谱系,并不清楚它的意蕴和意义。其实,道统在儒家那里,是当作一种把握儒家思想的原则、尺度。具体来说,是把它当作精察天地万物和道德修养所持的思想原则,以在“析理处事”中,达到无偏无倚、恰好而臻于和谐的目的,因此被儒家奉之为“密旨”、“秘诀”本文即在于抉露儒家道统论的所谓“密旨”。这对于剖析儒家思想,乃至研究哲学史、伦理史,是有意义的。     

论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

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凝炼出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三种精神,即修身精神、仁义精神和批判精神。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重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

儒家伦理既有它的特殊性,又有它的普遍性。儒家伦理中的特殊性一面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而其普遍性的常道,又是我们可以继承、用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资源,但必须与当今社会相结合,赋予它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时代精神。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曾小五在２０世纪风云际会的伦理思潮中,现代新儒家无疑是较为重要的一脉。在众多的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著作中,王泽应同志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一书可谓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学...     

当代儒商的启示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经商办企业的"文化资本"。当代儒商,就是尊敬儒家先师孔子、践行儒家管理理念、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承担儒家历史使命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超越了西方管理理论的教条,开拓了世界管理学发展的新视野,在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领导等方面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和深刻的启迪。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其理论旨趣在于探讨主体在伦理、政治活动中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就"权"的内涵而言,乃是主体对社会规范的变通甚至违背,其依据在于道,道的开放性使"权"成为可能。就"权"的目标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中";就"权"的方式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行"。"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中的自由,是通过人格境界提升的途径来实现的。对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进行辨析厘定,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也有助于我们从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智慧,为我们构建现代伦理学、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积聚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把行权当否的标准内在化,又有可能导致规范意识的缺失。